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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中国的大学要大事改革

2018-12-04 09:12:10 张五常

一位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作者Chi Wang,内容是说他曾经在美国华盛顿两家政府机构工作了五十年,认识好些政要,知道他们一向支持及同情中国,但近十年的情况改变了,对中国的友善不再。我没有理由怀疑此君说的。好些报道从其他角度说的也是类同的话。 今天,不少报道说,中国学生去美国求学,签证往往被拒,有些暑期回家探亲后再去美国时不获签证,有些每年的例行续签也遭否决。看来是跟某些科目有关,但也不一定。这样看,要申请到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将暴跌,因为读到中途不获续签对学生是灾难! 美国的大学本身当然欢迎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一般好学,而收取外来学生的学费,以公立的大学来说,通常远比美国本土的学生高。我大约地估计,是三个外来学生的学费可以养起一个助理教授,而一个助理教授通常教约十个full- time equivalent的学生,所以校方是赚了七个学生的学费。当然,大学还有好些其他费用,但在边际上多教一个学生的成本低,外籍学生对校方的财政是有助的。 昔日美国的求学气氛 回顾历史,美国对中国是友善的。虽然百多年前的八国联军美国有份,但庚子赔款协助不少中国的学子到美国读书,培养出钱学森、杨振宁、陈省身等高人。美国本土有一个大麻烦是种族歧视,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然而,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五年,受到的种族歧视不严重。另一方面,在美国我受到多位经济学大师的指导与关怀,使我终身感激。当年美国的师友对我思想的重视,远超我一九八二年回港后遇到的。是的,当年在西雅图华大讲课时,系主任诺斯坐着旁听,不是监管,而是做笔记。其他同事和我天天研讨,谁对谁错没有谁管,真理的追求就是那么愉快的事。杨怀康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过西雅图华大,见过当时那里的热闹。 早年我在香港读书失败,但美国那边却欣赏我那想得快想得怪的本领。考什么公开试我无法过关,但在洛杉矶加大考四科博士笔试,其中一科的教授多年后对我说,他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在说什么,考虑良久还是给我个第一算了。环境适当,求学是一种享受。 同样,一九六六年春天我提交的十一页纸的《佃农理论》的初稿,在加大研讨时在座的数十位教授与研究生一律说我错,吵了几个小时。该晚十一时多,我挂个电话给老师赫舒拉发,问他我的论文建议是否要放弃。他说:“你说什么?那是我平生见过最好的论文。”过了一天,另一位老师阿尔钦给我电话,说要在他的研究班上讨论我那十一页纸,一个月后他叫我动笔。要是在今天的中国,我的《佃农理论》不可能写出来。当年老师教的真理追求的意识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学,后来科斯的回忆写下,我吸收了八位大师的思考方法。他说我不是仿效,而是吸收了然后发挥自己的。今天,我怎可以说美国对中国人不好呢?种族上的歧视当然有,在学术界不严重,大可置之不理。 一家两代的故事 我的外甥及自己的儿子在美国求学的运情也差不多。这个外甥当年虽然在香港的中学成绩不错,但没有大学收容,我带他到美国去跟我求学。我给他定下来的规则简单:周末不准读书,要陪我去钓鱼。教他的主要是一项:写博士论文时一定要跟一位世界级的大师。从本科一年级起,只六年此子获博士,今天他属一掌之数的生物细胞大师了。要是获得诺贝尔奖我会敲榨他分我一半。 我儿子的故事雷同。我教他不要管中学成绩,不要管那些进入大学的公开试,因为他在美国出生,入大学容易。从来不管他的读书成绩,只是知道本科毕业时他在整级考个第一。他自己不知道,而我懒得告诉他。教儿子,我又是说写博士论文时要跟一个世界级的。他当然受教,可惜在研究院他修的是两个博士一起读的课程,难度大,害得儿子吃得太多,变得太胖了。今天,儿子从事西药的研究,是商业的那种,获诺奖的机会小很多,但不是零。我的女儿在美国的读书成绩跟她哥哥差不多,但本科毕业后她不要再读下去,是她的选择,我尊重。 上述是我家的两代人在美国求学的经历。说美国人善待炎黄子孙是对的——撇开一些无聊又琐碎的种族歧视,实在好。说实话,从求学这方面看,中国人不会对我们那么好。可惜今天无端端地,美国对中国人不好了。我恐怕此“不好”也,会持续下去。政治多么可怕! 盗窃科技谈何容易 我曾经写过,开放改革前中国对外间的科技知识的所知是零,但在开放改革后,凭中外合资与以市场换技术这两个法门,中国学得快学得好。不久前北京取消合资的规限,做得对;但源自市场换技术的必须外销的来料加工还在,也应该取消,因为今天要多引进外资。 今天美国再不欢迎中国的学子到那里求学。这些学子可以转到加拿大或欧洲的大学去,只是有些重要的科目,美国还是最高明。我不相信美国当局说的,中国频频盗窃美国的科技。当然不可以说完全没有,但industrial espionage这回事,四十年前我得到美国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作过深入的研究,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没有本领从事。偶尔的小偷当然存在,但专业性的工业盗窃谈何容易!一九八二年我发表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Economic Inquiry, January 1982, P40-53),读者可以参考。 引进人才的法门 那所谓“人才政策”——即是出资或较高的薪酬外聘科技学问人才——在内地的多个地区出现了好些年了。近几年从国外出高薪引进人才也明显。这方面,一个要点是开放改革四十年来,从中国到美国求学的无数,其中不少学得好。人才政策当然是想着这群人,但北京忽略了的,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不愿意回归,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接受中国的大学制度与运作。他们不一定打算到大学工作,而是任何在知识上有成就的人,喜欢在有上佳大学的邻近工作。物以类聚,人以类聚,知识也类聚。 大家知道北京当局是花着巨资支持大学教育的。然而,今天中国大学的运作,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准则衡量,实在太差劲了。无谓的约束太多,课程的规限太紧,创意不受重视,而政治上的思想教育,从外间回归的知识高士没有兴趣,且往往有反感。这些日子,网上的讯息是国际性的,什么“翻墙”等玩意我这个老人家没有学过,但我认识的内地学生没有一个不懂。另一方面,美国的学术朋友指出,中国内地的大学要讲人际关系他们不能接受。 这就带到一个最难处理但必须处理的问题:言论的约束。我不是个信奉言论自由的人,我的老友科斯不是,我的老师阿尔钦也不是。四十年来,无论是讲话或文章,我肯定北京上头没有干扰过我,但下面却无数次!在今天内地的大学处理言论的约束下,世界级的教育是搞不起来的。需要怎样处理我不知道。从乐观的那一小角看,我可以指出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了我很多书,一个牵涉到内容的字他们没有改过。所以在原则上,大学需要的言论自由是存在着一个可以接受的空间。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把这空间放大一点。 都是越战惹来的祸 更为头痛的是算文章数量与论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这种无聊玩意,无疑是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现了某知名学报撤回一百零七篇中国学者的论文,牵涉到五百多人的导火线。这些行为当然不是中国独有,只是当年我在美国的追求真理的学术气氛下,这些行为不可思议。中国的大学要大事改进才有忠于真理的学术气氛。 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来衡量升职与薪酬这些愚蠢玩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战搞起来的,我知得清楚。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我问后来是林毅夫老师的约翰逊,在芝大升为正教授文章要发表多少。他说没有这种规定。我继续追问,最后他说,在芝大升为正教授不一定要发表过一篇文章,但不能一句话也不说。 那时越战开始了不久。一九六九年我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后,越战引起的学生动乱就频频出现了。加州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出现了炸弹恐吓事件,因为一些学生说该系没有聘用黑人作教授。在西雅图华大,校方要动用保护人员才让教授上学生人数多的课。在经济系内,一位年轻教授不仅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着胡志明的巨像,授课时他播放影片,不讲课。 当时美国的私立大学好过一点,但公立的助理教授则对正教授说:“你们这些老头子连数学方程式也不懂,为什么薪酬比我们高?”是在这样的大吵大闹的情况下,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的准则就出现了。这些闹剧公立的大学远比私立的为甚,因为私立的要交不菲的学费,乱搞一通学生的家长不会出钱。 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这些无聊的衡量学问高下的准则,在美国源于越战,八十年代后期引进香港的大学,再十年盛行于中国的内地。今天,中国内地比美国严重很多。学报的高下排列分明,英文发表胜于中文也分明。这种玩意导致多人联名发表,也有埋堆互相引用文章等离奇行为。听说在中国内地,一间大学的经济系出奖金人民币十万,另一间出二十万,给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学报》的文章。学术世界真的是变了。 大学改革有前车可鉴 我不知其他学者怎么样,但我自己在不自愿动笔的情况下写不出好文章。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图华大,过了三个月他们要升我为正教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系主任诺斯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分别告诉我,算文章多少这项玩意与我无干,我只做自己认为有趣的学问。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一个题材的思想成熟时,在半睡半醒中我会感到有点冲动,禁不住要在床上起来,坐在书桌前动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今天一律成为经典。 三年多前我在《信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制度与学术争取的文章,结集的书名为《科学与文化》,香港与内地皆出版。我对这本书满意,而在该书内我推荐历史学家何炳棣二〇〇五年出版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那本书。炳棣是我知道唯一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清华、六十年代在美国芝大的学者。那是清华与芝大的学术气氛最好的两个时期,难得炳棣能记录下来。 北京的朋友对大学的资助是慷慨的。他们提供的研究金令美国的学者羡慕。香港的几家大学收纳的内地学子的成绩,一般优于香港本土的,而香港本土的,以我所知为例,在美国一律读得好。美国今天歧视中国内地的学子,北京的简单应对,可按我三年多前出版的《科学与文化》的建议,或参考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大事改革中国的大学制度。                                                    (《中国经济的内忧外患》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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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内忧外患

2018-11-27 09:27:39 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妙,有些地区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也知道,幸灾乐祸,公开地说了些风凉话。 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不可靠有悠久的历史了。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约三分之一,这些“流民”的收入难算。其二是中国的农民不用付税,少了一项重要的资料。其三是地区的税收及一些其他数字皆用上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出现了虚报的情况。不一定是报高的。在上世纪困难的九十年代,朱总理说保八,我考查所得是报低了不少。地区干部不喜欢超标——所以超额不报——其理由何在读者可以一猜就中。 三项利好局限 在分析目前中国的经济困难之前,我要先指出几项有利的局限情况,今天没有改变。其一是中国的市场大,大得离奇,有助于经济学鼻祖斯密指出的大市场对专业发展带来的优势。中国的市场究竟有多大呢?最近网上出现这么一个观察:在刚过去的双十一那一天,只一天,中国人买光法国的牛油与西班牙的猪!有点搞笑,但人类文化五千年,只有今天的中国才说得出这样的笑话。 其二是中国的基础建设实在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不要问我是不是划算的投资:钱已经花去,这些基建的外部效应(例如带起地价)要怎样算不容易,而覆水难收的成本今天回头看再不是成本了。国债急升怎样看呢?基建投资的回报率(包括外部性)很难算得可靠。我的简单观察,是只要人民币的币值继续稳定,大家可以舒一口气。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国的基建绝少是垃圾工程。建造得快而好是事实,其他国家不容易见到。 其三是中国的商业天才多。大家熟知的名字这里不说了。 两项重要的商业发明 这里我要顺便指出,二十世纪人类有两项商业价值奇高的发明,皆源于该世纪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带来今天的数码科技与商业。数码商业的一个要点,是以人头的服务算成本,其边际成本是零。这样,大市场会有很大的发展优势。好些周游多国的朋友说,利用数码付账的频密度,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 第二项重要的商业发展,是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西方的医药研究的急速发展。数码与医药是今天商业价值最高的两个行业。性质很不相同。数码商业要求的是智商够高,但不需要读过很多书,行内的老板喜欢雇用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有关基因与药物的研发呢?三十年寒窗苦学是起码的要求。这方面,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我自己的儿子今天在美国算是卓然成家,其苦处与需要的际遇不足为外人道。我可以肯定,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培养不出这个水平的人才。是的,在药物研发这方面,今天的中国落后于印度是需要解释的失败。显然,中国的医疗制度要改,大学制度更要改。 局限不俗言论有变 在上述的算是很不俗的局限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是不容易解释的事。这困难不始于今天。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我在广州以《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怎样处理才对?》为题讲话,对中国经济的失望溢于言表,提出的十一项建议皆如石沉大海——尽管该讲话的文稿在网上读者多。 跟着中国的经济见不到起色。今年一月十一日,人民大学的周新城教授发表一篇建议“消灭私有制”的文章,无端端地烧到我这边来,指出一些我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事。为此我用心地写出《自私三解与市场应对》作回应。这篇回应写得好,解释得浅白,在网上风行。私产究竟是何物、市场的功用何在,是不可能解释得更清楚的了。 再跟着是风声四起,什么私营经济要离场,什么企业要民主管理,什么要回头搞公私合营等建议都有。哪些算是官方的言论我不懂。可幸习近平先生今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坚持要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十一月一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先生再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合约专家看新《劳动合同法》 内忧外患,后者当然是指国际贸易战与压制中国追求科技知识等事项。内忧是说中国自己主导的政策有失误。这里先分析内忧,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是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施行的新《劳动合同法》。该法今天还在,究竟修改过多少我没有跟进。当二〇〇七年十月我收到该法的九十八条版本时,知道该法是灾难性,跟着发表了十一篇文章解释,皆见不到效果。这次我把该法再提,因为意识到当时的解释不够清楚,何况当时该法对经济的祸害没有今天那样尘埃落定,大家看得清楚了。 让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曾获经济学诺奖的诺斯说我是“华盛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始创人,可能对。应该更对的是前经济学诺奖主席沃因说的我是合约经济学的始创人。沃因写下,合约一词在我之前经济学很少提及,在我之后就变得家喻户晓了。 一九六八年我发表《佃农分成》,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七二年发表《婚姻合约》,七三年发表《租蜂合约》,七四年发表《价管与合约的变动》……一路下来,到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与二〇〇八年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所有重要文章都跟合约有关。这些作品被引用的次数差强人意,但西方的大学指定为学生读物的,最多应该是我的作品。少人注意的,是我曾经花了美国科学基金不少钱,研究过难度高不可攀的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更少人知的是我花了两年时间研究石油工业的换油合约,可惜因为是收了石油公司的钱的顾问报告,不能发表。这报告当年老师阿尔钦细读后,说是他读过的经济实证研究最精彩的作品。石油行业的朋友称这报告为《圣经》。 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内推敲外间的世界,或用回归统计去分析那些不知怎样弄来的数字,或试图创立古怪的术语来混饭吃。作为学者,我要知道真实世界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考查蜜蜂的租用合约我要到果园研究蜜蜂怎样养怎样飞;考查石油工业我要到油田走,合约的真实版本挤满一间车房;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我追查过的法庭档案逾万宗。这些行为是当年几位学报编辑说史提芬的文章不用评审的主要原因。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当我说某些管制合约的法例对经济有严重的杀伤力,有关当局要注意我说的。在快要再版的《经济解释》的卷四中,我有一长章题为《合约的一般理论》,指出合约的目的是要约束竞争,如果这约束受到干预,会增加交易费用,而这些费用的增加够高会为祸整个经济。 公司与市场是同一回事 在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一文中,我指出公司也就是市场,只是合约的安排不同,也指出在产出的活动上,公司与公司之间是没有分界的。这些论点是否决了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当时我对科斯批评得很含蓄,他的旧文我尽可能指出可赞的下笔。在学术的研讨上我这样做当然不对,但该文是为科斯的荣休而写,是一篇要表扬他的文字。这是中国的礼教传统了。 公司是不同合约形式的市场。支持市场的人,在逻辑上,是不能也支持新《劳动合同法》的。自由的市场永远是在争取降低交易或制度费用。新《劳动合同法》是大幅地把这些费用提升了。我们要知道,做厂是地球上难度最高的行业,能够赚回投资的利息绝不容易。这些日子在东莞及昆山等地,做厂的,没有专利或名牌的支持,坚持下去往往是希望楼房的地价上升,政府让他们改变土地的用途,工厂关门大吉去也。 在新《劳动合同法》的左右下,没有专利或商标的工厂纷纷拆细,山寨纷纷复出。小市镇的律师为劳工向雇主敲诈三几千元常有。这些都导致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提升。另一方面,工厂的老板可不是傻瓜。法例说要多给员工钱,他们就安排生产线,要员工不停手地操作,工厂生意怎样做工人一点也学不到。 零工资带来大收获 百多年前,我的父亲从惠州到香港的工厂作学徒,没有工资,可幸他高人一等,不用给工厂的老板米饭钱。学了五年后,父亲自修英语,翻译了一本《电镀手册》,其后自立门户,进口销售电镀原料及用品。一九五四年谢世后,父亲的生日被香港的电镀行业称为“师傅诞”。我的叔叔伯伯,不一定有血缘关系的,也多是先走这种没有工资的做学徒的路。 新《劳动合同法》害了工人的日后发展没有疑问。对没有专利的工厂来说,提升交易费用导致成本上升会是灾难。有专利或有名牌宝号的工厂好过一点,因为这劳动法导致的交易费用增加可以切进这些专利或名牌的租值。北京当局不是要鼓励发明专利或名牌的争取吗? 要怎样处理新《劳动合同法》呢?不用取缔,而是采用英国早就存在的用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这是说,一家工厂或企业的雇主可以让劳工选择另一张自由议定的工资与工作的合约,选择后劳动合同法就被此新约替代了。不签此约,法定的劳动合同法有效。当然,辞职与解雇劳资双方皆可以选择。我认为生产力高的员工多会选这退出劳动法的新合约。正如当年在西雅图华大,怎样我也不参加那里的教师工会,因为参加了我的薪酬要由工会替我跟校方磋商。我认为自己磋商为上:格外勤奋会带给自己格外高的薪酬。 (《中国经济的内忧外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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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韩流”绝杀民进党的启示

2018-11-25 13:19:00 时寒冰:“韩流”绝杀民进党的启示

“韩流”何以绝杀民进党?           时寒冰    11月24日,台湾地区举行四年一度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又称“九合一选举”。这次选举是蔡英文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后,岛内举行的第一次大型地方选举,被公众视为对蔡英文和民进党政府的“期中考”。选举结果令民进党心碎了一地:在22个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15席,民进党获6席,另有1席为无党籍。由于民进党惨败,蔡英文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    国民党“九合一选举”大选中大获全胜,使得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大为降低。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最值得深思的,还是民进党何以败得如此之惨?国民党在沉寂几年后,何以再次崛起?    这次大选中,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就是在台湾地区掀起“韩流”的政坛明星韩国瑜。从1985年至今的30多年里,高雄一直都是民进党执政(1998年高雄县并入高雄市,谢长廷同年当选高雄市长)。然而,在民进党的势力根深蒂固的高雄市,却变天了。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以超过10万多票的优势战胜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当选高雄市长。    韩国瑜掀起的“韩流”深入人心席卷宝岛,而这股“韩流”如果持续,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把韩国瑜送上“总统”宝座。韩国瑜依托年轻人掀起的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这股“韩流”绝杀了民进党的锐气。    民进党与国民党,都有自己的负资产。民进党的负资产是蔡英文,国民党的负资产是马英九。这两个在岛内臭名远扬的政客站在一起,蔡英文胜出,因为,新屎总比陈屎臭。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在执政以后,依然按照反对党的思维行事,依然煽动民意大打台独牌,而在民众最为关心的经济等问题方面,不思进取,毫无作为。    蔡英文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自己的身份、职责、目标等等究竟是什么,她就像误坐到“总统”宝座上的反对党领导人,兢兢业业地干着令公众深恶痛绝的事情。比如,2017年,蔡英文以粗暴的手法,要求全台湾宫庙十年内 “灭香”,以达到降低空气污染的目标。问题是,全台湾地区宫庙连同燃放的炮竹、香火与金纸所排放的污染比重只占约0.3%,蔡英文不从污染空气严重的与自己有瓜葛的企业入手,却去找神的麻烦,最后搞得天怒人怨,蔡英文又去庙里烧香求神帮忙(我一直都相信神的记忆力肯定比普通人要好得多),昏庸到如此地步,民进党被民众抛弃也是顺理成章的。    韩国瑜参选之初,既不被国民党看好,也不被民进党当回事。但是,韩国瑜没有像那些油滑的政客一样,按部就班地搞竞选,而是另辟蹊径,组建一个超级年轻的竞选团队,平均年龄才23岁。年轻人做事不拘泥于陈规,推出“北漂”的竞选主题,立即获得广泛共鸣。    民进党执政高雄30多年来,把高雄市这个全台湾第二大城市、重工业发展重镇不断向下推,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高雄沦为一座又老又穷的城市,年轻人只能“北漂”找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瑜的竞选团队呼吁让韩国瑜当选,带年轻人回家。同时,也推出了绝杀民进党候选人的另一个口号:投票给陈其迈,就是选择蔡英文。如此,把蔡英文的负资产的杀伤力运用得恰到好处。而且,韩国瑜提出的加强与大陆联系,重振高雄经济的主张,非常务实,也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这种清晰的思路给民众带来美好的愿景。    面对势头凶猛的韩国瑜,民进党愚蠢地对韩国瑜进行低劣的人身攻击,一次次抹黑他,都被韩国瑜非常大度地化解,而民进党每一次的抹黑都让韩国瑜的支持者进一步增加。以至于民进党的大佬之一,前高雄市长陈菊也不得不承认:高雄人很快接纳国民党的韩国瑜,主因在于他很兄弟,平易近人且热情,最合当地人的胃口。    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韩国瑜在高雄的胜利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从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到美国的特朗普,到墨西哥的奥夫拉多尔,再到巴西的博索纳罗等等,大都是另类的新潮的风格战胜腐朽的墨守陈规的油滑的政客,或者是,务实的着眼于民众利益和福祉的人战胜既得利益集团的守护者。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心中强烈的求变的渴望。在这个人心思变的时代,“韩流”席卷岛内,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草于2018年11月25日上午另外:11月15日,在协和医院,左肾做了一次体外碎石手术,至今,因肾结石问题已经做了四次手术。此病痛极为痛苦,请大家以我为教训,多喝水、多锻炼,保持健康的状态。祝每位朋友和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如意!


时寒冰:什么在引发全球市场大恐慌?

2018-11-22 08:46:00 时寒冰:什么在引发全球市场大恐慌?

什么在引发全球市场大恐慌?          时寒冰债务是一条带血的主线。这是我此前反复提及的。而今,这条带血的主线,正在深刻左右着趋势的演变。最近,股市跌、大宗跌、非美货币跌……蓦然回首,似乎已经是满目疮痍。美联储持续不断的加息与缩表,正在引起全球的流动性空前紧张。很多人把目光盯在美联储加息上,密切关注美联储的下一次加息,实际上,对全球流动性影响更大的是缩表,其杀伤力要比加息大得多。道理非常简单,美联储加息,还只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而缩表则直接消灭流动性,使得紧缩的威力变得更为可怖。比如,10月31日这一天,美国有三只国债到期,金额总计为230亿美元,而美联储并没有将这部分释放出的额度置换为新债,这意味着美联储单周缩表的规模创下记录新高,总共达到338亿美元。下图为美联储近期资产负债表走势▲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即使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因为种种原因有所放缓,但缩表的步伐,缩表的强度和力度,并没有削减的意思。特朗普希望美联储放慢加息节奏,这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具有高度独立性的美联储,在按照自己的计划向前推进,但是,在油价持续下跌通胀压力减轻的情况下,美联储也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比如,放慢加息步伐,而继续缩表。这样的话,既不伤害美国的短期经济增长,又会快速抽干全球的流动性,引爆其他经济体的债务危机,促使资金加速回流美国。特朗普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出身的总统,他的行为方式不拘泥于常规,他在利用自己的手腕,间接影响美联储,事实上,这种影响的确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在美联储持续缩表和特朗普发起的此起彼伏的贸易战的影响之下,全球恐慌情绪正在蔓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全球除中国以外的股市暴跌——之所以把中国摘出来,是因为中国股市已早早领先暴跌于这次的美联储强势缩表之前,在美联储没有开枪的时候,一向独立自主的A股就已经以近乎自残的方式不断演绎壮美的自宫剧。美联储缩表,在不断抽走流动性。从10月3日开始,美国股市开始持续下跌,道指从26951.81点的高点下跌,截至11月20日,最低跌到了24122.23点,跌去了2千多点,猛一听跌得跟A股挺像的,很亲民,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但道指是从2009年3月5日的6470.11点涨起来的,至今,仍然在高达24400点的上方。这样一比,就令人多少有点心塞了。下图为道琼斯工业指数近期走势图▲数据来源:广发期货有意思的是,即便在全球股市没有跌的时候,A股都在跌,当全球股市大跌的时候,许多人依然认为,A股可能成为最后的希望,第N次“最后一跌”即将完成。A股之所以历经这么多年的苦难而不倒下,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股市跌,非美货币跌,大宗商品也在跌——对经济前景的悲观乃至恐慌情绪,正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引发大宗商品的下跌。甚至,连比特币也在暴跌。11月19日,比特币跌破5000美元。11月20日,比特币一度跌破4300美元。至此,比特币在年内的跌幅已经超过65%。在巨大的恐慌之下,一切都在破碎……下图为2018年内比特币兑美元价格走势图▲数据来源:Choice金融终端恐慌情绪蔓延迅猛。楼市的寒冬也正在飞速到来。楼市在各地怒砸售楼部的狂潮中,正在发生巨变,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变。长年累月的透支,已经无法支撑起如此之高的房价。楼市的焦躁与恐慌,一起弥漫。最重要的因素是债务。由于家庭财富主要集中在楼市,许多家庭负债沉重。1996年,中国居民杠杆率为3%,2008年为18%,但是,在房地产去库存拉抬房价之后的2016年,达到了44.4%,2017年更是超过了49%。当居民的财富被透支殆尽,消费的低迷是顺理成章的,而消费不足,又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更重要的是,企业负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一国经济的基础,最终还必然落在企业身上。当企业被沉重的债务压着,疲惫不堪地应对债务问题,经营、发展倒位居其次了。企业饱受债务危机的重压,饱受流动性紧张的困扰,许多企业将因承受不住而倒闭,进而引发大面积的失业潮……美联储缩表比加息更快地抽干日益紧张的流动性,让债务危机最脆弱的那块短板迅速炸裂消失,从而,使得债务危机飞快地被引爆。在这个阶段,美元为核心的资产是相对安全的。而股市、非美货币、大宗商品等的下跌,乃是常态。作为清醒的人,应该正视并适应这种常态,努力与其保持同步,而不是用幻想去构筑所谓的“某某底”,从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人的一生中所面对的,一边是风险,一边是收益,两者同等重要。在某些时候,应该把收益放在前面,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应该把规避风险放在第一位,比如现在。附新闻一:政策收紧债务紧逼 多家房企出售资产(节选)2018-11-15  来源:经济参考报近两个月,房地产领域股权转让信息密集发生。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9月28日,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拟转让房产项目资产包,涉及5家公司6个项目;10月9日,华夏幸福宣布以32亿元转让河北多宗项目予北京万科;10月19日,华侨城挂牌出售旗下上海华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股权及相关债权。总体来看,在楼市及金融“双调控”背景下,房企对资金的需求迫切,许多房企将销售回款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同时,部分房企融资难度较大,销售受阻,企业资金难以覆盖债务风险。“融资环境持续收紧、偿债高峰来临双重因素,促使企业出售部分项目股权以盘活现金流。”沈晓玲分析指出,2015年公司债发行一度宽松,当年迎来中期票据和公司债的发行热潮。“到2018年,3年期的债券、票据陆续到期,房企开始迎来还债的高峰。2018上半年政府进一步出台政策,明确指出信托资金不得违规投向房地产,委托贷款资金不得投向禁止领域,同时增强了对于房地产企业并购贷款合规性的审核力度,政策收紧、债务紧逼双重因素导致部分公司出现资金问题。”部分企业通过出售项目股权完成去地产化,以期实现业务整合转型。政策环境严峻、融资难度加大、房企集中度持续提高等一系列因素,给一些房企的生存带来了压力。附新闻二:美国股市开盘“闪崩” 2018年上涨尽数“吐出”(节选)2018-11-21 来源:中国新闻网当地时间11月20日,美国股市开盘出现断崖式下跌。截至午盘,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已将2018年以来的涨幅尽数“吐出”。此前一天,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报25017.44点。20日开盘后仅10分钟,道指急速下挫至24428.11点,随后走势震荡,最终报收于24465.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势与道指基本相同。当天,道指收于24465.64点,跌幅为2.2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2641.89点,跌1.8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6908.82点,跌1.70%,三大股指收盘均低于今年第一个交易日的水平。


桃花潭李白:给孩子讲解古诗

2018-11-10 14:43:00 桃花潭李白:给孩子讲解古诗

说明:这是一位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朋友给孩子讲解古诗的随笔,我非常喜欢,也在周末原文转载与大家一起分享。恭祝各位朋友和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如意!——寒冰一、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其实,诗中除了最精妙的语言,更有最美好的情感。初为人母,面对孩子的成长,总是惶恐而不安。陪孩子读古诗的时间,是安放这些不安的修炼。孩子在诗中得到灵性的启蒙,而中年的我,在诗中找到安慰。这篇记于孩子6周岁时的一个夏夜。那天读的三首都是唐诗。分别是李白的《赠汪伦》、杜甫的《绝句》、李端的《拜新月》。我们总是先一起读,再我讲解,然后一起背。赠汪伦 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绝句  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拜新月 李端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二、背完三首诗,和孩子大致讲了诗的背景。并告诉孩子,李白外号诗仙,杜甫外号诗圣。孩子问:诗仙和诗圣,哪个厉害?想了想答: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写的诗不一样,没有谁更厉害。孩子有些迷惑:那为什么要把李白说成是仙,杜甫是圣?仙是不是比圣厉害一点?我高中时才知道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则被尊称为诗圣。至于两个同时代伟大的诗人,为何一个被尊为仙,一个被尊为圣。老师没讲过,而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即便大学时读的是文科,学四年的古汉语、古诗词,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两个诗人,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何要如此定位。孩子的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踌躇片刻,只好跟他说:你看,李白是少数民族人,生性豪迈、浪漫、狂放,他的诗不是一般的文弱书生,可以写得出来。比如这个《赠汪伦》。开篇就说: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远行、小舟,一种蓄势待发的气势。接着第二句:忽闻岸上踏歌声。画面感、音乐感、节奏感扑面而来,前面远行的人出场,就带着一股仙气。现在送行的人出场了,又是仙乐飘飘的感觉。你看,他用了一个”踏“,这个脚步是踏着歌声来的。就像孙悟空脚踩七色祥云那般,多飘逸。第三句:桃花潭水深千尺。画面移开去,从前两句的轻,到第三句的重。如果说前两句是淡色虚笔,第三句就是浓墨重彩,是画面的那个重心了。深浅轻重迂回曲折,诗就活了。诗、书、琴、画,背后的理,都是同一个。那就是要有变化。第四句:不及汪伦送吾情。一个很漂亮的回笔。这种飞扬的浪漫,几千年里,就出了一个李白。他让读诗的人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诗,好像天上才有,冒着仙气。地上的人读了,甘拜下风。三、但是杜甫呢,完全另一个样子。他做过大官,吃过大苦。他的诗,永远从生活现实出发。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黄鹂鸟儿唧唧喳喳,从一棵柳树飞到另一棵,好像在絮叨家常;远处江面上的白鹭,晴天曼舞。静态的翠柳、青天,动态的鸣叫翱翔。杜甫写的都是我们平常一抬头一转眼,人人皆可看见的日常景物。可杜甫就是能从这日常最细微,最普通的点滴里,写出美好,写出感情,写出朗朗上口的佳句来。或者,杜甫他就是能引发人去思考,思考比日常再高一点的东西。所以,他接下去写: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人凭窗远眺西山雪岭,觉得此情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画。我们平常人的思维,看到雪景入窗来,看完也就算了。可杜甫说,岭上积雪终年不化,那是无数人感怀过的“千秋雪”啊。诗的后两句,杜甫告诉我们,人要从窗前雪看到千秋雪,从门前船看到万里船。前两句,他讲眼前,讲日常。后两句,他讲要超越眼前,超越日常。若我们能从眼前看到长远,人生就多了很多洒脱。杜甫的诗,写的是每个人的日常。于日常沉重中,他写出轻盈,写出飞扬。孩子看着我洋洋洒洒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李白呢,他就是想象力好。像我。我仰天长笑。对,李白胜在一颗心纵横四海,没有栏栅。他和杜甫,一个是天生的好,一个是后天磨练的好。四、接着,讲《拜新月》。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罗带。孩子问:李伦他为啥要拜月亮?揽过孩子,抱了抱他,说:你记住啊,见着美好的东西,都可以拜拜啊。月亮多美啊,拜一拜,人就很开心。而你要是心里有想说的话,也可以跟月亮说说。说完,神经质地朝窗口拜了拜。娃没说话,也学着我的样子,双手合十,朝窗口拜了拜。佛不在佛龛,诗在言外。能博闻强记、张口即来,当然好。但我更希望我的孩子,当他成长为被生活裹挟的中年人,他还能记得,生活除了龃龉琐碎,还有“细语人不闻,北风吹罗带“,还有让人跳脱于当下的、无用的东西。


时寒冰:一个普通人的爱情震撼了无数人

2018-11-09 20:43:00 时寒冰:一个普通人的爱情震撼了无数人

爱是人间最好的风味      时寒冰 周末,去拜访一位挚友,见其桌上放着一本书《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第三版)》,不经意间拿起来翻了翻,竟然一口气读完了。期间,几次被感动得几欲落泪。这是一个普通人的爱情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大场面,不是才子佳人的儿女情长,只有朴实的甚至有点琐碎的真情。这份朴素的爱,执着而热烈,专注而纯粹,令人动容,并刻骨铭心。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个男人,上过黄埔军校,参加过抗日战争,也打过内战。出生富贵人家,经历过颠沛流离,也长期受过文革的苦。但让人记住的,不是他的这些平生,是他用六十年的人生,用心爱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饶平如,他妻子叫毛美棠。在老伴美棠去世后,八十七岁的饶平如每天笔耕不辍,手绘了18本画册,记述了他与美棠从初识到相处的六十年时光,取名为《我俩的故事》。1946年,饶平如25岁,是迫击炮连的炮兵。有天,父亲催他回家订亲。去对方女孩家,走至厅堂,看见边上门窗开着,有少女正揽镜自照——涂口红。心想,就是她了。父亲拿出个金戒指,女孩戴在手上,这门亲事算是定下了。在见她之前,饶平如说自己是不知死活的愣头青,枪林弹雨中,无惧死亡。可见了她后,心里就不一样了。这世上,很多人是不信世间有一见钟情的。尤其觉得旧式爱情,缺乏足够的彼此了解的机会,多半难有倾心之人。殊不知,这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爱情,只一眼就可以认定了。饶平如就是这么一眼认定了这个烫着波浪卷,涂着红嘴唇,爱唱歌,爱跳舞的旧式摩登女子。回军营路上,他穿军装立在船头,看长江滚滚波光,觉得自己的命,从此轻慢不得。他这样写道:“在遇到她以前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从未如此真切地思虑起将来。”心上有了人,饶平如就不想打仗了。正值内战期间,离开了部队,也没个好去处。他就带着美棠四处求职投靠,走了小半个中国。从徐州到临川,从贵阳到安顺,又从柳州辗转到了南昌。沿途多波折,历艰辛,也吃过不少苦头。可当他八十几岁,再回想起来,都是美棠喜欢临川的炸藕丝,在陈家桥玩过梭哈;在贵州美棠喜欢去樟树餐厅,鸡蓉汤是2块钱;在柳州,他和美棠怎么逛公园,如何吃了生鱼粥。点点滴滴,详尽到琐碎。怕读者看着不耐烦,他这样写:“对于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中许多微细小事,并没有特别缘故地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天长日久便成为弥足珍贵的回忆。”1958 年,饶平如被遣送至安徽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此后陆续在安徽某齿轮厂做工,跟妻子两地分居长达二十年。在这分离的日子里,两人靠书信联络。美棠写给他的,多是枯燥的家长里短、生气埋怨,但饶平如视若珍宝,每一封都珍藏,若有错漏残缺都重新抄写补上。后来,组织上允许他每年过年可以回家探亲。他把省了一年的钱,换成瓜子、芝麻、鸡蛋、麻油,细心装好,用棉袄裹了扁担,一路坐火车挑回上海。他说,每回离家还有几公里,整个人都活泛起来。那一天,是一年中全家最开心的一天。美棠抄了瓜子、芝麻,饶平如拿出口琴,孩子们边吃边唱。邻居们经过,都要赞一声:多好的一家子啊。在分离的二十年里,美棠独自撑起抚养孩子的重责。省吃俭用,极力维持,生病了连两块钱一包的中药也不舍得吃。为了赚钱,她去上海自然博物馆门前的建筑工地挑水泥,最终腰肾受损,积劳成疾。1992年,美棠肾病加重,饶平如推掉所有工作,全身心照顾妻子。5点起床,给她梳头、洗脸、烧饭、做腹部透析,每天四次,还要打胰岛素,做记录。他不放心别人帮。孩子们觉得老人太辛苦,可他不觉得。2004年后,美棠渐渐不清醒了,不认人,不记事。有回大晚上要吃杏花楼的马蹄蛋糕,饶平如骑自行车绕一大圈去买来,可她早忘记了。记者感慨老先生爱的纯净、执着,就问饶先生,您心里有烦躁的时候吗?“没有,没有,这个一点没有,这个(照看美棠)是我的希望。”令他痛苦的是,美棠病重不认识自己。有回美棠坚称老伴把孙女藏了起来,不让她见。怎么解释都没用。八十七岁的饶先生,只好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可尽管如此,当所有人都把美棠的话当胡话时,他依然当真。她要什么,他照旧想办法去置办。孙女在日记里写爷爷:想不到老爷子神经这么脆弱,亏他当过兵,放过炮。恩爱夫妻是很多的,但是那些事情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小辈都在制止,觉得做来也是徒增自己伤心,不知道他是特别天真还是特别勇敢。记者问饶平如先生:小辈人都觉得已经这样了,再没有意义。您为何还坚持?他答:“不这样做,我心就不安,理就不得。做了,我没有愧疚。不做,一辈子的谴责。人生当中,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2008年3月,美棠过世。走之前,她曾清醒,叮嘱孙女,照顾好爷爷。饶先生用剪刀从她发际剪下一缕银发,用红丝线扎上,他说“这是她唯一剩下的东西”。此后半年,老先生每日无以排遣,睡前醒后,都是难过。他只好去他和美棠曾经去过的地方,到处坐坐看看,聊以安慰。后来,老先生决定画下他和美棠的故事,他说死是没有办法的事,但画下来的时候,人还能存在。于是,他一笔一笔,凭着几十年滞留于心的记忆,画下了二人相处近六十年的时光。甚至还靠着妻子曾经的讲述,画下了妻子少女时代,甚至她童年的样子。就这样,老先生用几年的时光,亲手记录下一个普通男人一生的挚爱,一个中国家庭的情感记忆,一个有情人的最美精神世界。饶先生的后代在评价爷爷奶奶的爱情时说,“这就是一个童话故事,现代社会不会再有了”。但饶先生说:人家感到我奇怪,我感到现代人有点奇怪??可能是怕现代人不信吧。94岁的饶先生在出书时,在书的首页,郑重写到:“我讲的话每句都是真的,每个故事都是真的。关于过去,那些画面都在我脑海中。”在书的最后一页,他写:“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爱是人间最好的风味,有情人方解其中况味。当我们每天在忙碌中一点点挥霍光阴,是否过自己的内心:可曾如此地用心地去爱过?在所有的记忆中,唯有爱,能长久铭刻于心。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件事: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人活一世,惟有用心爱过,人生才丰盈而真实。


时寒冰:中期选举出炉,美国国会之变意味着什么?

2018-11-08 01:40:00 时寒冰:中期选举出炉,美国国会之变意味着什么?

中期选举出炉,美国国会之变意味着什么?           时寒冰 美国时间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已定:美国共和党继续掌控参议院,民主党夺回众议院。 这次选举意义重大。 特朗普的共和党以绝对优势掌控参议院,而且,参议员的任期长达6年,这一点极为重要。美国宪法赋予参议院批准条约、批准或者拒绝批准总统提名的大使、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其他执行部门官员、在总统及下属官员被弹劾时进行审判等职权。 更现实的便利是,美国总统仅在得到参议院建议与认可后,即可任命人事。这些政府职位包括内阁阁员、联邦行政部门首长、大使、最高法院大法官与联邦法院法官以及美联储主席等等。 这意味着,特朗普在重要人事任免方面,主动权并未受到影响。 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对特朗普的确带来一定掣肘,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特朗普所推行的基建计划,可能由于民主党的掣肘而无法如期推出,特朗普激进的移民政策和医保政策,也将因受到民主党的制约而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在一些问题上迫使特朗普作出让步,对于民主党来说,也是有风险的。比如一些惠及民生的基建项目,或在一些与民众福利相关的问题上,或移民问题等。民主党的掣肘若过于尖锐的话,反而容易把自己推向民意的对立面,从而导致自己在下一次国会选举中惨遭失败。 在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期,1994年,共和党取得了国会的控制权,但由于共和党对克林顿政府的掣肘过于严厉,美国政府遭受了两次分别持续5天和21天的完全停摆。结果,民众用脚投票表达对共和党的不满:在1996年11月5日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克林顿大获全胜。可以说,正是共和党过分的掣肘,帮助了克林顿。 眼下,痛失众议院长达八年之久的民主党人卷土重来,他们可能充分借助这个机会,对特朗普展开全方位的制约,而这种做法,恰恰有可能帮助特朗普在下届总统大选中连任。 △图为销售特朗普下台倒计时秒表钥匙链的购物网站 写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弹劾问题。我认为,民主党可能产生的掣肘被过分夸大了。比如,很多人分析认为,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可能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程序,进而终止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给美国政坛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种说法在眼下颇为流行,形成错误认识可能是对美国的国会运行缺乏基本的了解。 的确,美国众议院经过简单多数表决,就能通过弹劾案。但是弹劾案通过与否,参议院是关键。参议院须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才能启动弹劾。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位总统曾遭到过弹劾,分别是:1868年的安德鲁·强森与1999年的比尔·克林顿。这两次弹劾案,都以失败告终。 以克林顿案为例。1998年10月5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共和党提出的一项决议案,批准对克林顿进行不加时间和范围限制的正式弹劾调查。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批准了对克林顿总统进行正式弹劾调查。 但是,美国参议院中,必须有与会参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即必须有67名参议员支持,才可裁定克林顿罪名成立并罢黜他。1999年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在对克林顿总统弹劾案的最终表决中,以55票反对对45票赞成否决了对克林顿的第一项弹劾条款。 我们看看现在,这一次中期选举,特朗普的共和党维持了在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众议院无论在弹劾方面掀起什么大浪,到了参议院都会被化为一汪静水。参议院将成为特朗普铁打的保护伞。 总而言之,众议院被民主党掌控,会对特朗普的一些诸如基建这些方面的政策带来掣肘,但是,在对华贸易战等方面,民主党一向追求政治正确,他们的立场跟共和党并没有太大的出入。这一点估计会让很多人感到失望。至于弹劾等问题,基本上可以忽略,民主党的弹劾不会对特朗普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不管喜欢还是讨厌,人们还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这个另类的总统,继续走下去。 附新闻一:中期选举落幕 美国迎来“分裂”国会 2018-11-07 来源:新华网 11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掩映在树木之间。 据美国多家媒体6日晚报道,民主党在当天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则进一步巩固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美国国会将再度进入“分裂”时代。 附新闻二:美国的弹劾制度(节选) 2012-05-08 来源:北京法院网 美国从建国伊始就规定并实行弹劾制度,至今已有220余年的历史。 弹劾制度的法律依据就是《美国宪法》第2条,该条第4款规定:“总统、副总统和合众国的所有文职官员,因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而受弹劾并被定罪时,应予免职。”这毕竟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在具体操作上,即以这把标尺来衡量具体的案例,尤其是行为是否构成除叛国、贿赂以外的重罪和轻罪时,经常会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何况美国国会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组成,两党从各自的党派利益考虑,因而在是否构成重罪或轻罪而进行弹劾的问题上,往往意见尖锐对立,反映出党派斗争的浓重色彩。 启动弹劾程序,首先,需经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提议、由众议院的多数票决定,是否开始正式弹劾调查。其次,如果决定正式弹劾调查,就举行调查听证会,然后还要对弹劾调查的结果,尤其是指控的理由是否充分和构成弹劾条款进行表决。再次,如果众议员的多数同意弹劾条款,众议院有权就此提出指控,参议院则有权进行审理,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参议院“独自拥有审理一切弹劾案的权力”。 美国审理弹劾案,众议院相当于控诉方,参议院则相当于陪审团。联邦法官或其他高级文职官员受审时,由副总统主持审讯;总统受审时,则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讯。无论何人,非经出席参议员2/3的投票同意,不得被定罪。弹劾案的判决,不得超出免除和剥夺担任和享有合众国属下有荣誉、有责任或有薪金的任何职务的资格为限度;但被定罪的人,仍应依法受到刑事起诉、审理、判决和惩罚。


日暮黄昏话金庸

2018-11-06 09:00:00 张五常

金庸谢世,追悼、评论的文字无数。是应该的。十八年前,为了响应北京写手王朔对金庸的批评,我发表《我也看金庸》,提到“说金庸作品畅销,不大正确。金庸是一个现象……总销量达一亿,看来毛语录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今天看真的是破了:一个英语电台报道,查先生小说的总销量达三亿! 一位广州的同学说她没有看过金庸。我促她赶紧买些看。过了一天,她说新版有售,但旧版被抢购一空,问我何解。我说自己喜欢旧的,认为新的有些地方改得不好。我历来认为可能自己以先入为主,看到新版有异,就看不惯,但今天的市场抢旧弃新,可能真的是改差了。不能说最原始的完全不要改。例如《碧血剑》初出现时,袁承志的大师兄名为林大可,到后来却变作黄真。 一九五四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出现,我和西湾河太宁街的朋友就开始跟进了。查老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深远。约十年前一位朋友要求我替他的马匹起个名字,我问他该马是怎么样子的。他说有灰白色的毛,我就建议用“雪山飞狐”这个名。不久前该友买了新马,再要求起名,指定要与航空有关,我想两分钟就建议用“天池怪侠”。建议与接受皆容易,可见查老小说的普及,自成一家。 说起来,我算不上是个受过正规中文教育的人。皇仁书院最低的第三级也没有过关。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林山木邀请我写专栏,我勉为其难地尝试,虽然初时有朋友代为修改一下,但过了不久就写成今天这个样子。来得那么容易,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抗日战争在广西逃难时,有一位跟着一起逃的是国文老师。他带着几本诗词古文的书,在夜间要我给他用树枝生火,他就着火光朗诵,我在听。年幼时过耳不忘是母亲传给我的。其二是开始用中文动笔时,先有林山木后有舒巷城替我修改一下文字。其三,最重要的,是当年多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是从香港读到加拿大读到美国那边去。 说金庸的中语文字上佳当然没有疑问。但他是浙江人,对平仄的音律处理得不够好。例如在《碧血剑》中有一个回目,起为“怀旧斗五老,仗义夺千金。”二四六分明,上下联的第二个字皆仄音,违反了中国的文字规格。不单是对联回目,文章内也往往有平仄规格的要求。这方面,浙江、上海一带的人是比不上广东或四川的了。 我见过金庸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九〇年的春夏之交,凌晨二时多,我正在睡,收到梁凤仪的电话,说查先生要见我。起初我以为是査济民,但听下去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查良镛。我当然乐意,叫梁凤仪替我安排时间。殊不知凤仪说:“查先生要你现在去,在山顶道一号,他在家等你。” 那么奇怪。约凌晨三时我驾车到查宅,是一间独立房子,进门后见到一排一排的线装书,在书架上放得很整齐,彷佛没有人翻过。有女佣款待上佳的茶。我游目四顾,什么都很整齐,一尘不染,跟我自己的书桌历来乱七八糟,只余约两平方呎的空位写文章,要找什么则大声求救,差太远了。 查先生出现,给我看一封英文信,记得是《南华早报》的信笺,内容是说要购买《明报》,出价可观。查先生说,他老了,要退下来,因为见到我的中语文章写得生动可读,希望我能转到《明报》去替代他。这么突如其来,我不知怎样回应。他知道我是港大的经济系主任,不容易离职。大家倾谈了约一个小时,约好日后再谈。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在比利时看牙医,回港后会再跟我讨论过档《明报》的事。后来遇到一位熟知比利时的人,问他该国是否精于牙术,他说不知道。 再过几个月,我邀请了刚来香港的刘诗昆到港大的一间音乐室演奏琴技,请了数十位知音人,查老也来了。诗昆演奏后我见到查老小心地扶着胡菊人下梯级,心想,外间传说查、胡两人有过节,应该不严重。前几天查老谢世后,想起故交,我挂个电话给蒋芸,问她菊人与戴天怎样了。蒋芸说,两位皆在加拿大,生活写意。我嘱蒋小姐向胡、戴二兄问好,也要说我常想念他们。 诗昆演奏后,在香港大学特别为我们安排的自助餐晚宴中,我见不到查老,想来他是先行离去了。跟我同桌的当然有诗昆,也有我第一次见面的林燕妮。我这个人永远是本性难移,美人一定记得,何况燕妮是个才女。香港的确是奇人云集,以人口的比例算,内地输了几条街。才女是一回事,她的弟弟林振强是另一回事的天才了。若干年前在台湾跟振强同桌晚宴,我直对他说他是个天才。 查先生再没有跟我联络关于任职《明报》的事,而过了不久大家知道于品海接手了该报。二〇〇〇年一月,为了回应北京作家王朔写《我看金庸》对查先生的严厉文字批评,我发表了《我也看金庸》。《明报》的朋友说,查老当时在英国,读到我的文章很高兴。 大约二〇〇二年,在杭州的一次晚宴中,查老跟我坐在一起。他提到我写的《也看金庸》,要求我让他放进一本文章结集中。我当然同意。该文结尾时我写道: 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得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博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补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要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下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 杂学不容易,要加起来更困难。风马牛不相关的事,要有超凡的想象力才能合并得顺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虚构,并之以杂学是另一重虚构了。一般小说的虚构可信,但武侠小说是不可信的。事实上,可信的武侠不好看。但太离谱的——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读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着而用自己的想象力,暂作为真地读下去。 打打杀杀的故事,像美国的牛仔片那样,是不容易有变化的。引进旁门左道的杂学,加之以想象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个有经典为凭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增加变化,是一项重要的小说发展。然而,能如此这般地写得可以一读再读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发魔女传》之后的变化就越来越少了。 金庸舞罢歌台;我自己日暮黄昏。回想二十八年前跟他的简短交谈,感受上是在跟他对弈,因为他感染着我要推敲他是在想什么。不是舒适的感受。我平生遇到过的学问高人无数,查先生是其中一个。只他一个给我那样要推敲的不舒适的奇异感。从我的视名头如粪土的个性选择,查先生是个不容易交为朋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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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甸园的角度看中国的文物收藏

2018-10-22 11:34:26 张五常

(按:本文是张五常教授2017年11月2日在上海艺博会讲堂的讲话录音整理稿。)   各位朋友,经济学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叫做消费者盈余(消费者剩余)。它的意思是说,你口渴了,愿意出100块钱喝一杯水,但这杯水2块钱就可以买到,那98块钱就是消费者盈余,消费者盈余就是你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简单概念的变化非常复杂,几十年前的经济学很重视这个消费者盈余,为什么重视呢?我是出售者,知道你最高愿意出100块钱,但我的成本只2块钱,怎么能榨取那98块钱呢?这个榨取消费者盈余是个很复杂的学问,今天我从这个消费者盈余,讲讲中国的收藏。 首先我要讲《圣经》里所说的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有夏娃跟亚当,他们的享受应有尽有,所需要付的价钱是零。也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的享受全部是消费者盈余,没有市价。他们的财富、国民收入、增长率永远是零,但是消费者盈余很大,受益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外面所说的国民收入的比较、经济增长、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美国的国民收入,跟中国国民收入怎么相比呢?你在美国买一栋全海景的花园洋房,那个价格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你在海滩旁边买个房子,连海滩在内的价格也不到中国的百分之一。所以要以房子论财富,美国人不如中国人有钱。中国随便一栋很普通的公寓动不动一百万美元,中国人很有钱,这是财富。事实上中国人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享受呢?这就是个问号。所以国与国之间的财富比较是没什么意思的,我只是从房子方面来看,美国人的消费者盈余很大,而中国人的房子很值钱,动不动就几百万、几千万,但是消费者盈余很少。你要说到真实的享受,那一定要把消费者盈余算进去才可以。从无敌海景房的角度来看,美国人的生活是远为近于《圣经》里面的伊甸园,而中国没有这种廉价的无敌海景,消费者盈余就不如美国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有自己的伊甸园,那就是中国的文化。举例来说,苏东坡《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那时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可以欣赏,因为它是免费的,这是伊甸园。美国人就会说,我们也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这无疑是对的。苏东坡的《赤壁赋》现在小学生可以背出来,你能背出《赤壁赋》就会有很大的感受,就知道值得欣赏,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化,是国宝,是个伊甸园。 2013年,苏东坡有争议性的九个字《功甫帖》在纽约拍卖,那幅字到底是真是假,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没有签字。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问题,便试着打长途电话去纽约拍,有朋友帮忙,没想到我提的价格一点都不接近。那幅字超过八百万美金,没有签字,只有九个字,将近一百万美金一个字。这些是国宝,中国的文物,你没有钱买你就去看看,欣赏一下,想想看它是不是真的,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何况中国的文物当然不只苏东坡,并不是只有《赤壁赋》那么简单。我学书法的时候念过孙过庭的《书谱》,真的写得好,我认为每一位青年都应该背这篇文章。我可以拿着《书谱》连看几晚,这是绝对的享受,那个费用是我自己的时间,是不需要花钱的。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无底深潭。说到收藏品、书画、出土的文物,我开始重视这些东西的时候,是1975年,因为我要研究这个信息费用的经济问题。七十年代初期,有很多经济学家写有关信息的问题,不少人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认为他们是一派胡言,完全不同意。他们根本没有研究过市场,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胡乱猜想。        1975年,我对一位在西雅图的同事说,我要回香港度长假,要去研究信息费用,要从以物为本入手,拿着物品在手里,研究为什么信息费用这么高,为什么这么难知道。以人来说,你信息多,我信息少,这方法没有用的。所以你要研究信息费用,你要有真的物品。1975年那个暑假我回香港两个星期,在广东道研究当时的翡翠玉石市场。那个翡翠是缅甸出的翡翠,它的信息费用一向都是很高的。一块原石还没切开来就卖了,它的外面开一点点的水口,专家们全部拿着手电筒在照那些水口,从外面看来猜里面是什么。为什么不把它切开来呢?很多人花几十年的时间研究怎么看这个玉石。一粒小小的蛋面,有的卖几块钱,有的可以卖几百万,要怎么判断呢?这是很深的学问。当年我在香港说我要调查翡翠市场,很多朋友帮助,教来教去我都学不会。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日以继夜的,无数的专家教来教去我都学不会,到今天我还不会。但是不会之中,我也写出了经济学的《玉石定律》。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认为凡是信息费用高的,都跑去研究。1982年我回香港工作,1983年到福建一看,留意到寿山石,见猎心喜。寿山石里面的田黄跟翡翠不一样,要知道什么叫翡翠不难,但是要知道什么翡翠好、什么翡翠不好就很困难,看起来一样的,但是价格可以相差几十倍,这是很专业的学问。 1983年我注意到田黄石的问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田黄,要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是很困难的,这又是信息费用的问题了。但假如你明知是田黄的话,来鉴别它的高低优劣是不困难的。但是什么东西才能叫田黄呢?是很深的学问,我算是学通了,基本上我是懂了。质量够高的我可以肯定是田黄,但是质量差的就会有争议。尤其当田黄的价格起得快的时候,外面卖的东西什么都加个田字上去,现在外面很多所谓田黄根本不是在田里面的,田黄应该是出自田里。 接下来中国发展起来了,推土机到处运作,出土文物无数,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如说一件汝窑,台湾故宫只有一件且还有残缺,当年估价市值十亿八亿。街边也看到,两百块钱一件,也说是汝窑,那到底这件是不是真的?两百元的比一亿元的漂亮,是真的吗?所以当时我就在街边学汝窑、钧窑,凡是有信息问题,我都涉及了。结果出土的东西越来越多,我见到街边的那么便宜,自己认为是真的。当然也有很多假的,但是假中有真,因此我就用基金的钱去购买,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国家保留,那些真的我会想办法还给国家。对这些东西我花了很多工夫,是为了增加自己在经济学上对讯息费用的研究了。        首先要说清楚我不是什么专家,纯粹为了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兴趣来研究。举例子说,我知道街边的信息费用不是高到天上去,为什么市场这么混乱?这是经济学的问题。不管我是不是专家,在学习过程中,我很少向其他专家求教,因为其他专家无论说真还是说假你都信不过。他为什么要告诉你真话?当然我认识一些专家朋友,他们会对我说真话。我也知道,很多所谓的专家是根本不懂的。我自己不是专家,我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花了不少基金的钱去做这种鉴定、研究,学到很多。  我越来越欣赏中国的文化,这是庞大无比的伊甸园,这是一种乐趣。手上拿着一件古物,我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他们这么做,有什么理由?我见过一块古玉,明明是恐龙,但我们的文化只不过是五六千年的事,那何来恐龙呢?恐龙是过亿年以前的事,类似这种问题常常出现。所以在这种过程中,我涉及的出土和非出土的文物无数,凡是信息费用高的,我都去研究一下。久而久之,在感受上就认为自己有充分的掌握。老实说,我与专家的观点不一定相同,我做我自己的研究。除非是很熟的朋友,你也很难知道他告诉你的是不是真话,就算他讲真话也未必是对的。我研究古文物花了很多工夫,都是研究我自己的,算不上是专家。 再来讲讲中国文物的问题。首先我要讲瓷器,为什么要说瓷器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物品,历久不变,埋在泥土里面不管多久,你拿出来用草酸去洗一下,瓷器就像新的一样。外面的专家很多,他们有很多理论,是好是坏很难说。然而,不管瓷器有多旧,很容易把它翻新到像是昨天才做的,这就是瓷器的神奇。很多出土的瓷器不是陪葬品,大部分我知道应该不是盗墓的,普通老百姓的坟墓里面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的,除非是皇帝的墓,那就是另外一种。但是重要的皇帝的坟墓不会放那么多瓷器的。你看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报纸,常常有消息说什么地方挖出一条坑,很长,都是瓷器,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些不是坟墓。我想了很久,得到了解释,因为瓷器可以历久不变,那些人早就知道了,所以有钱人家喜欢把瓷器在地上挖一条坑藏在里面,当作是财富的累积,不够钱就拿几件出去卖。你看看以前的报纸,八九十年代的,说很长的一条坑,满是瓷器。        说说瓷器的重要发展吧。晋朝就有瓷器了,但是晋朝以前不是多重要。重要的瓷器起源不是那么久远的,使瓷器正式开始发扬光大的是一位叫柴荣的人,就是后来变成皇帝的柴世宗(在位时间公元955-959)。他是个天才,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精明的皇帝只要数五个就必有他。他只是做了五年皇帝,很可惜。柴窑的柴不是说烧柴的,现在的窑有的是用柴烧的。柴窑是这个人姓柴,叫柴荣,他做了皇帝以后叫柴世宗,去世以后他的手下赵匡胤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       讲到柴窑,很多书上没有提到柴窑这回事。其实是有的,且变化最多,颜色很鲜艳。“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说将来”就是讲它的。真的好像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瓷器很薄,器皿的底下有时候写个柴字,有时候会落款柴世宗,也有很多是不落款的。当然是下了个柴字是很重要。还有一样重要的发现,有些柴窑镶了红宝石、绿宝石在上面。宝石从哪儿来呢?应该不是中国的宝石,金属器皿镶上宝石,战国的时候就有这种工艺了,但是瓷器镶嵌宝石是从柴世宗开始的。英国有名的韦奇伍德,1759年到1775年,突然间出来的,而一直做到今天的前三年左右才破产的,是景德镇把它们打倒了。这是英国最出名的瓷器公司,它也把东西镶在瓷器上,把象牙、珠宝等镶进去。当年英国皇室奉他做爵士,因为觉得有这个发明很厉害。我们现在知道,镶上宝石的瓷器是从柴荣开始的,有铁一般的证据。至于是怎么镶上去的还要再研究,瓷器上还有很多文字,凡是收藏品有文字都重要。可惜上面的文字我往往看不懂。我拿到一件东西,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假如能够解开,比如是卫子夫的那就完全不一样。你看到一样东西,这个是汉文帝的,感受又不一样了。所以文字说的是很多很有趣的、古灵精怪的,我有自己研究的享受,不喜欢去问专家,因为他讲错了就误导我了。偶尔找文字专家,他们也未必认得,尤其是战国的文字,专家大多看不懂。柴窑变化很多,非常精彩。中国瓷器有很多例子,任何设计替一个皇帝做,只做两件,换颜色再做两件,换大小可以再做两件,但是基本上一个同样大小、同样颜色的只做两件。你说柴世宗做了这么多变化出来,这就是人类瓷器的正式的鼻祖。 第二个重要的皇帝是宋徽宗。宋朝有五大名窑,我纯粹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其中钧窑不是那么重要的;金丝铁线的哥窑,我不重视;官窑,我初期的研究结论是根本没有官窑这回事,后来发现是有的。再后来,我看到一些哥窑与官窑有宋徽宗的署名,就改变了主意,重视起这两个窑了。 严格来说,宋代的定窑和汝窑,也属于官窑,因为很多是经过官方主理的。定窑主要是产自河北,所以叫北定,也有人说北定是指北宋。定窑变化多,相当精彩。由政府部门、当时的皇宫部门处理的,下面会写着“官”字,有的写的是“易定”,也是专门做给官员的,帮皇家打工的。这个定窑容易鉴别,你看多了就知道了。所谓鉴别这个事情,主要就是看它的瑕疵,后来仿制做不出那个瑕疵,比如定窑上面那层薄雾怎么样都没法再做一样的,一拿上手就知道了。定窑有一部分是由官方监制,做来送给外国人的礼物,或者是给高官的奖赏。有些定窑上面有一首诗,而诗上的文字是反体字,为什么会反过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在宋代来说,定窑的地位很高。        宋朝重要的窑还有汝窑。汝窑曾经很少,只有一件,后来有六件,最近又说有二十一件,其实有相当多的,只是市场没见过而已。最重要的汝窑是宋徽宗亲自监制的,出手不凡,叹为观止!柴窑里面不少由柴世宗监制,签了柴世宗的款。汝窑的的变化没有柴窑、定窑那么多,但是那个高雅的感受一看就是宋徽宗的品味。所以在宋代,最重要的就是定窑跟汝窑。说到宋徽宗的高雅品味,他自成一家,是个艺术天才,反而柴世宗是一个很聪明、很厉害的皇帝,但是他艺术品味就不如宋徽宗那么高雅。        宋朝以后,很少有人注意到忽必烈这个皇帝,元青花釉里红,是忽必烈自己主导发扬广大的最重要。历史记载忽必烈在1266年做皇帝,1278年在景德镇建立了浮梁瓷局。这个窑存在了七十多年。青花釉里红始于元朝,这一点是我在八十年代说出来的。这个浮梁瓷局显然是替国家赚了很多钱,因为欧洲非常喜欢,有很大的市场。丝绸之路一带挖掘到的青花不少,我要提一提的,是一个很可惜的问题,因为元代瓷器上面画的那些图,画家是没有签字的。后来到清朝,珐琅彩提了一首诗之后,有人名、图章,那些不是真名,都是别名。中国瓷器历史有作者签字的第一人是郎世宁,要到雍正的时候才有。我为什么说可惜呢?我看元朝的青花釉里红有些艺术的造诣非常高,可以直追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的那些画派。说元朝的瓷器很大件,这是对的。很多人也说元朝画的那些图像都很天真,这一点也对。但是很少人知道,其中有少量画上去的艺术画是顶级艺术作品,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画的。我见过几件,非常佩服,你不要笑元青花是小学生水平,它是天真的,有些艺术深度非常高,越看越佩服。不是很多,但是好得不得了,可惜不签字。要是当年有签字今天可以卖上天价。到清朝郎世宁开始就有签字了,再来就是文革了,文革的瓷器作画的人也是有签字的。现在景德镇每个称得上是名家的都签了,所以元朝的瓷器艺术家很可惜,这么好的作品没说是谁的。但是中国有一种传统,《溪山行旅图》这幅画,是范宽画的,现在如果拿出来拍卖起码几十亿。范宽的签字在画里面,找了几百年找不到,是在里面,后来有人找到了。        明朝宪宗也是大方家。鸡缸杯是很小的一个杯子,做得很精致。元朝做的很大,但明朝做的很小,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自己武断的答案,因为明宪宗迷恋一个女人,叫万贵妃,他是为万贵妃做的。万贵妃喜欢小件,这是我的解释,因为他有很多小件的作品都写的是万贵妃,查历史说他很喜欢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死了没多久,他就跟着死了。宪宗在瓷器上有几项创意。第一,珐琅彩是他引进瓷器的,是他早几年把用在景泰蓝上面的搬到瓷器上去应用。第二,描金也是他开始的,而最重要的就是青花斗彩,一定要有青花,烧两次,先烧好青花在釉里面,1300,然后外面再画第二种颜料,有时候用珐琅彩再烧700。说起这个青花,我认为他这个发现是意外的。你看元青花很有名,单单讲青花,你看看忽必烈做青花,现在很多人说康熙的青花好,但忽必烈的青花变化很大,他很多尝试,我见过最好的青花还是忽必烈的,做得很认真。青花原料在唐朝就开始有了,当时烧出来是黑色的,很奇怪他们上了一层奶白色的釉之后烧出来就变成蓝色,所以才有青花的出现,这是很大的发现。话得说回来,在谁先谁后的判断上我不仅可能错,而且错过无数次。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复杂。        你回到宋朝,看回那个定窑的时候,是刻上线条再填颜色上去,不是画上去的。画上去应该是从元朝开始的,两种颜色一起画上去,是元朝很伟大的贡献。我曾经写文章批评过元朝的艺术发展,但是看到忽必烈的作品,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到明朝引进珐琅彩。你看看明清的瓷器,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看珐琅彩。那时候烧珐琅彩一定有一种瑕疵,用十倍放大镜就可以看到,现在烧不出这种瑕疵。一堆瓷器在你面前,有珐琅彩,你假如找到那种瑕疵,肯定不是现在做的,你辨别唐三彩也是看它的瑕疵。珐琅彩很神奇,景德镇的朋友们做来做去都做不出那种瑕疵,这是很特别的,不是那么容易找,但是一定有。        现在说到了清朝。有四位重要的,康熙、雍正、乾隆,还有郎世宁——后者是从意大利来的。康熙对中国的艺术贡献是被低估了,他重视元青花,有一个窑叫做白浒孤窑,康熙很重视这个窑,是烧青花的。有一点很难明白,历史上说这个白浒孤窑是替景德镇烧的,窑址在抚州,抚州离景德镇有250公里,但泥土是景德镇的,如何运250公里的泥去烧?当年的250公里比你现在去美国还远,那是不是真的呢?这点搞不清楚。白浒孤窑康熙皇帝很重视,但是为什么离景德镇250公里,泥土为什么运了那么远,这是很难明白的。当年故宫的那些瓷器都是在景德镇烧好了才拿去北京画的。康熙搞多变化,田黄是他发现出来的,芙蓉石也是他发现的,一个日理万机的人,怎么有空去管这些呢?所以我很佩服这个皇帝。康熙有件事情我不明白,他把金属锌熔化了以后,烧在一个青花的花瓶上面,这是康熙的发明,我不明白为什么以后没有人做了。用锌能够烧到瓷器上,然后配上青花,有很好效果的,但据我所知只有康熙时代才有。到了雍正的时候,他开始多用珐琅彩,郎世宁于是崭露头角了。雍正这个皇帝很高雅,清朝皇帝中品味最高的就是他,书法写的最好的皇帝是他,有书法家的水平。这个皇帝是好皇帝,太辛苦,因而早逝。        乾隆什么东西都要多,这个人比较俗气,他什么都做,而他重视郎世宁。郎世宁跟乾隆很多年,他叫郎世宁把稿子画好,什么东西应该怎么画,怎么摆法,他都要亲自去参与。在历史上郎世宁对中国瓷器贡献很大,很少人知道他贡献很大,他的画工好得不得了。你们知道中国的画是讲线条的,外国的画是讲阴影的,郎世宁可以把中国的线条加上外国的阴影,是很特别、很有趣的风格。他线条怎么来的?他是个道士,在意大利是画教堂画的,教堂画主要是用线条的,画耶稣、画天使都是线条。所以郎世宁的画很难假的,他的功夫特别好,我曾经拿一件郎世宁画的瓷器给景德镇的大师看,我说我不是来问你这件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那些专家什么东西都说是假的,我不是来求教真假——郎世宁的假瓷画在景德镇到处都是。我只是想问,这件郎世宁的作品你们景德镇有没有人能画得出来,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郎世宁,他们说不可能。        讲到最后,我要讲文革瓷:歌功颂德画红旗那类的,画毛主席、红卫兵。值得收藏,为什么?因为那是反映了中国片段的政治气氛很浓厚的一个时期,我个人认为有意义,值得收藏。假如你们要开办一间正式的瓷器博物馆,文革瓷应该给他们一间特别的房间。有一位我不认得的人,毕生收藏文革瓷,他交代下来,把这批货让给我,我也乐意为国家收藏。周尚均大师雕的石作,十多年前,有一位老人家在河北省叫人带了十六件周尚均的作品给我,石料是善伯洞与芙蓉青,有名的石头,一代大师周尚均雕的,他说交给教授,叫我给他一点钱过剩下的几年。我当然同意。收藏的人不舍得割爱,也不舍得拆散,所以需要找人集中帮他接手。你经常会看到很多收藏品有这种集中的现象。宋徽宗有署名的瓷器也有集中的现象。回看中国瓷器的发展,跟欧洲相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五百年前,文艺复兴的意思就是本来受到宗教的约束,当解除了约束,一下子爆发出来,十七世纪画风改变,马上欧洲的艺术整个发扬光大。中国没有这种情况。在中国,瓷艺往往由皇帝主导。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是比较重要的,他们是为自己的品味去做,看不到有重要的宗教约束。每一个皇帝有自己的品味、贡献,所以整体来看,从柴世宗到郎世宁,变化很大,但这种不是欧洲的爆发性,是一步一步地走。     说完瓷器,其他东西比如说玉器,最好是汉朝。而玉器在红山文化时就有,一直到汉,真正的汉玉是很大件很复杂的。汉朝的青铜器变得很简单的,但是那些玉器变得很复杂。以金属来说,也是一直追上去的时候,从青铜到发扬光大,叹为观止。永远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尝试,变化小但很多,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不是不变,而是变得很细微。玉器以汉为高,金属器皿最精彩的是春秋战国,金器最好的是唐太宗和武则天。        另外方面,关于中国的印章文化,我研究了很久都没有研究清楚。民间用的印章体积小,但涉及到官员方面的就变得很大。我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没有理由用那么大的印章,尤其那时候还没有纸张,那要那么大的章来做什么呢?我开始以为这是一种奖章、勋章,但没有留用反面字。看到书上说中国印章很小,普通人用的是很小的,但是涉及到将军,有官职的都很大,要来做什么呢?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但是技术方面是令人佩服,很多是鎏金、包金,有些我怀疑整件都是金的。我们只能是各种猜测,有些我猜是金的,纯度不是很高,但整件都是金的。 用石头做印章,很明显西汉汉武帝已经有了,重要的发展在清朝,寿山石。清代的石章文化是由康熙开始主导的,康熙、雍正、乾隆都有很大的石章瘾。主要就是三种石头。一种是基本上现在没有,称艾叶绿,一种是芙蓉石,而最重要的还是田黄。田黄基本上今天没有产出。我曾经批评中国的艺术,在雕刻方面中国不及西方,我说错了。西方用大理石,作品一般是大的,中国用玉的可以大,但寿山石料一般是小品,尤其是田黄石或者是接近田黄石的那类石头。在一块独石上,把中国的国画雕上去,神乎其技。康熙时候,出了位杨玉璇,他应该是明代末期出生的人,主要是康熙养着他。但同期有一个董沧门,主要是雕刻砚台,也有雕刻寿山石,也是康熙时候的大师人物。     跟着到乾隆,主要人物就是周尚均,既多产而又精彩。顶点人物是林清卿,叹为观止,他是清末民国人。开放改革以还,寿山石雕的大师辈出,好不热闹。可惜再没有田黄——寿山的艺术没有田黄永远是美中的不足吧。自康熙以还,到今天,我认为最高的寿山石雕艺术家还是林清卿。可惜我认为今天在拍卖行见到的是另一回事了。清卿的作品一定有签名,这观点只我一人这样说。        我喜欢收藏中国的书法,因为中国书法比较容易看,你学过书画你就知道,教我书法的周慧珺老师,你问她某张字是不是某个专家的,她不敢说,但是你问她写得好不好她是很肯定的。所以书法比较易看,国画较难。你要讲收藏,那就要看纸,看绢,看印章的颜色,你要先学会看这些。你看古画,这个纸是对的,绢是对的,印章颜色是对的,画得又好,是不是某个人画的不是那么重要。书法就比较容易,我自己研究书法很多年,但是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看的。现在比如说林风眠在外面很多都是假的,有些林风眠很难分的。林老自己都说过,有些画芦荟、白鹤的画,他自己也分不出来,所以说是不容易的。在书法方面,你们知道周慧珺老师的书法非常好,我认识她几十年了,有些外面卖的的书法明知不是她的,但是我分不出来。不止我分不出来,她的其他徒弟也分不出。但不管怎么说,相对而言,书法还是比较容易看的。瓷器你就不要信别人讲的,我自己认为是不难分的,因为在技术上有变化,瑕疵上面有变化,你要看多一点就行了,看得少就比较困惑。也就是说我教你很容易,我给很多给你看,你看多了就容易看,书上讲的没有用的。你要起码知道它是什么窑的,然后你就知道了,就像看田黄一样,你要看得多。但是田黄有些质量比较差的就很难看是不是田黄,因为有田黄的田地那么小,稍稍偏一点算不算呢?所以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研究中国的文物真是一个伊甸园,不需要用钱去买的,地摊有时候可以看到好东西,这是一种享受。但现在问题是,出土文物不准买卖,反而是害到那些青年没有机会去学。但是你不看得多,你是学不到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这种文化绝对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金矿,对自己的知识有帮助,我认为青年人就是应该这样子着手,背一下古文、诗词,去博物馆多走走。我见到的所谓专家他们自己也见得不够多,要学得通、学得懂,就要见得多。看得多,你拿上手你就知道,怎么说都没有用的。所以我认为在街边摆地摊的那些,通常来说他们的水平都很不错。 总结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伊甸园,你可以废寝忘食。今天这文化开始复兴了,已经倒霉了两百年,现在开始复兴。我要批评的,是国家上头对这些文化的物品处理得不够好。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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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阐释反托拉斯的困难看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

2018-09-19 18:09:05 张五常

(五常按:这篇文章是今年九月六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邀请我在广州的讲话,是网上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该局的简要记录,由一位同学整理,并加进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关于反托拉斯的资料。这里刊登的是当天讲话录音的全文,由我的一位助手整理出来,较为详尽。我历来对反托拉斯或反垄断的任何机构都是批评的多,赞赏的少。但这次跟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简短交流,他们给我好印象。 昨天晚上,在半睡半醒中,看到一位同学传来李克强总理公布不准追讨历史社保费,寥寥数言,掷地有声,不由得站起来。 张五常,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各位朋友,一九七八年的暑期,我从美国回来度假的时候,开始跟进中国的发展,到今天刚好四十年。这四十年来,我未曾见过有像今天这么大的经济麻烦。该怎样处理很难说。即便是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遇到很大困境,我们还有很多理由乐观。目前情况不同,很难解释,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敌视,根据美国民意的看法,是插水式下跌。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困难是存在的,所以我要趁着这次反托拉斯会议的机会,说说中国应对的方法。因为这是关于反垄断的会议,我只能说很小的一部分。困难的全面,要很长时间才说得清楚。 反垄断也叫反托拉斯,在这方面的研究我可能知道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今天我八十多岁了,我那些从事反托拉斯研究的老友大多不在了。有三方面我对反垄断有深的认识。第一方面,研究反托拉斯是从芝加哥的戴维德带起的,跟着是十几二十个反托拉斯专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普通的朋友。现在只有一两人还在。第二个理由,我在发明专利、商业秘密这些方面在七十年代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大力资助,花了好几年研究。关于发明专利、商业秘密等的租用合约,都是有关垄断的问题。这些方面我知道比较多。第三方面,我曾经做过美国两个大反托拉斯案件的经济顾问。那是七十年代。我约略提一下这两个案件,让你们明白处理反托拉斯的困难。 第一件我参与的大案是美国电话公司(AT&T)。AT&T为什么被告呢?他们拒绝其他电话公司接线路进来。他们拒绝,也不卖电话机,不和任何通讯的人合作。官司打了很多年,我回到香港后还继续,最后要瓦解。美国电话公司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当年我的理解,是电话公司的实验室发明了半导体。这是整个20世纪商业价值最大的发明。数码科技全是半导体引起的。很奇怪,根据他们的资料,因为他们发明了半导体,美国政府当局不让他们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发展,只让他们做电话、通讯。他们当时以为有这些的专利权,拒绝和任何竞争者合作。告起来,却找不到政府给他们特权的证据。这是个大问题,后来要瓦解。 第二件我参与的大案,也是七十年代。那是加州标准石油公司被政府控告,说他们串谋压低油价。关键问题是他们的换油合约。我那边挖到油,你这里也有,我们交换石油减低运输成本。他们的换油合约有一种叫“三刀”的合约,全世界只加州独有。为什么这样呢?合约里说,你要用华氏405度蒸发出来的是第一刀,405到650度蒸发出的是第二刀,再到1000度是第三刀。他们是按每一刀换,不是用价钱换。政府说他们隐瞒价格,欺骗政府。我在1976年做他们顾问,做到1982年离开回香港。官司一直打到这个世纪。有趣的问题,是石油公司本身不知道他们为何这样做,为什么要分成三刀交换。这种做法是加州独有,用了几十年。被人告,石油公司解释不了为什么这样做。我花了两年时间,解释得很清楚为何那样做,现在那份很厚的报告,当时不能发表,现在应该可以了。 要点是:在市场你看到的一些奇怪的、不合情理的行为,认为是垄断、串谋,你说要禁止,说违反了反垄断法,这可能是大错。提到加州石油因为我是他们主要的反托拉斯顾问,做了六年,我给他们写的报告他们称为圣经。市场一些行为,从事者本身可能不知道。政府说是违反了市场规律,不让他们这样做,可能对市场有很大的不良影响。所以反托拉斯或反垄断这个问题,是你要先明白为何市场这样做。如美国电话这事,拒绝把线接进来,政府说有问题,但为何他们发明了半导体就不让他们进军计算机呢?半导体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发明,现在整个网络行业都是这个带起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应该怎样做。你要反垄断,我问你为何要反。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个垄断者。我读书跟你竞争,我怎不想垄断呢?有奖金我想要不让你拿。市场也一样。但说要公平竞争,竞争怎可能公平呢?考试我十次赢你九次,怎可能公平?公平竞争是说游戏规则要公平,胜负、能力本身是不公平的。这才是人类进步的根源。你回看中国的发展,永远都是争取垄断。邓丽君唱歌,她是垄断者,有独特之处。你看马云、马化腾,都是垄断者,你不让他们垄断,经济就搞不起来。所谓公平竞争,是游戏规则要公平,大家要遵守游戏规则,当然有胜有负。胜的人就称为垄断者。社会里头,每人都在争取垄断的权利,这才有进步。但是你要遵守一种游戏规则,那就是市场,就是权利界定,这都是游戏规则。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现象,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如加州石油,不明白你就说他们串谋,要封杀,这会对社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问题,很麻烦。我不是说你们这个组织不应该存在,我不是说公平竞争不应该推行。我只是说游戏规则要说清楚。任何优胜者都是垄断者,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争取出人头地,即是要争取垄断。游戏规则重要,有人犯规,你要管,但问题就是,看到一些现象,你认为不合理,如标准石油,为何不用价格交换,为什么小的石油公司不能参与。这石油官司打到这世纪初,二十多年才打完。 说起来,反垄断,也称反托拉斯、反信托,整件事起于1882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把四十多家公司组合成立一家信托公司,叫标准石油信托,到了1890年,美国政府认为公司太大不可以,要拆开,瓦解了。跟着反托拉斯的反垄断法,第一件最出名的案件,是1910年出了个掠夺性减价的案件。你跟我竞争,我财雄势大,减价减到你破产,法律说你不能以本伤人。这个是很出名的案件,我的朋友John McGee写了篇很出名的文章,他的结论说没掠夺性减价这回事。他说标准石油去买下对方都不需要这么大成本,为何不买呢?有些人新开业时候大手减价,希望低于成本打进市场,但是持久下去,你再财雄势大,减价也可减到你关门。能变成独裁者的例子没见过。你价格上去就有人进入,你减之不尽的。 其他的反托拉斯案件的研究很多,主要是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研究反托拉斯的重要人物全部是我的朋友。戴维德研究捆绑销售,也是研究反托拉斯。万国商业机器公司(IBM)不卖机器,只租给你用,包你维修保养。当时机器用纸卡,数字通过电流经过纸卡小孔。但是万国机器说你租用我计算机,一定要买我的纸卡,否则我不租给你。那些6×3吋的纸卡到处可以买到,IBM的纸卡只收贵一小点而已。捆绑销售这现象,害得万国机器被控告说他们将计算机的专利延伸到纸卡那边。他们有计算机专利权,但纸卡谁都会做。他们捆绑着,一定要购买纸卡才租到机器。因此被控告要将计算机专利权伸延到纸卡。这很难令人相信的。专利权在我手上,我要收租而已,绑定纸卡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这官司打了很久,芝加哥大学的朋友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IBM当时说他们纸卡好一点,没有证据。经济学者感兴趣的是这个奇怪现象,问为什么IBM要这样做。关于捆绑销售的解释,要到八十年代由我来解释。 谈起反垄断,说起自由公平竞争,游戏规则大家都要遵守。但是竞争有胜负之分。市场某些行为你觉得古怪,认为不公平,这可能是,但从这么多反托拉斯案件来看,那些被指责的行为,经济学者后来终于解释了,都不支持政府的说法。如掠夺性减价,政府的判断是不对的,捆绑销售也是。我不明白IBM为什么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为何要捆绑呢?我后来的解释是几十年后的事。之前有一个解释认为是价格分歧。你想想,租用一台计算机,有些人用卡多,有些用得少,多用的给多点租,他们用价格分歧来解释。我说不是价格分歧,机器租金和纸卡大家的价格一样,何来分歧呢?我买个苹果,2元,你买也是,没有价格分歧,但是我买回来,我吃了两口就扔了,你吃了五口才扔,每一口你价钱低于我,这个不是价格分歧。像万国机器,机器租金和纸卡都是同价,算起来求出一个不同的价钱,这不是价格分歧,如果这也算价格分歧,吃苹果也是。 单单是捆绑销售的问题,经济学者花了几十年争论,最后由我找到答案。石油斩三刀问题,官司打了这么久。奇怪的是不但政府不知道为何这样做,石油公司自己也不知道。如捆绑销售,万国机器也不知道为何这样做。我对捆绑销售纸卡的解释,是维修保养的合约。你用得多,机器容易坏,我租机器给你,担保维修,是免费维修,但你要用我的纸卡。你纸卡用得多,机器就容易坏,就多付维修费。这是我的解释,但为何万国机器自己不知道呢?石油公司为何不知道斩三刀的解释呢?这不是什么串谋,不是试行垄断,你硬要改变他们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很大害处。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标准石油的大律师请我过去,说:“张教授,我们有事情求你,别人控告我们标准石油串谋,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要你告诉我到底有没有,我要你说真话,你不用替我们公司辩护,不需要出庭作证,你要解释给我们听,我要知道我们为何这样做。”后来我做出来,他们很满意,那两份几百页的报告当时不给发表。当时石油卖一块两毛一桶,现在卖六十美元。时间不同了。 关于反垄断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是反对反托拉斯的。但是有经济学家赞成,其中最有分量的是夏保加,我的好朋友。当年智利的经济复苏他是功臣。芝加哥学派里他是唯一一位认为反垄断法律对智利有帮助的。我跟他聊了好久,得到的结论,是他的反垄断其实是反政府垄断。一个政府机构是很难反自己的垄断的。但是市场的一些怪现象,你去干预,可能害了市场运作。 举个例,当年的香港财政司彭励治(后来是曾荫权)是很熟的朋友。当时他经常跟我吃午饭,问我意见。我说香港深水港是全亚洲最好的,你多放一些海边地给别人做货柜码头,你不能只给两家,他没照做。只给两家,政府能多收很多钱,如果按我说的大手开放,政府收钱就少了。政府维护的垄断容易闯祸,后果就是你看现在都到了深圳,深圳的吞吐量比香港大。还有香港政府汽车进口抽高税,政府垄断;出租车牌照卖到几百万一个很普遍,这是政府的垄断行为。所以反垄断有这个问题,很多垄断是政府的垄断,政府怎反政府呢? 现在美国推出的贸易战牵涉到你们这个机构,跟这个会议特别有关。贸易战的一个效果,因为中国的市场大,如果中国抽你的税,你要得到中国的市场,就直接来中国设厂。我知道中国现在取消了合资的要求,很对,也应该取消市场换技术这个政策。中国应该大手开放,如果能再大手增加引进外资,他们的货品去美国,等于美国抽自己的税而已。这是一个办法。 我们知道数码科技是个伟大的行业,中国发展得不错。你现在去餐馆不用现金付钱。市场大,方便数码科技的发展。但另外一个行业,比数码科技更重要的,发展得不好,那就是对医药的研究。这是很大的行业,中国一定要大手引进。我知道中国重视,但是引进医药的研究你要给专利权,要花很大费用去研究。从事数码科技十八岁青年够聪明就可以了,但是医药研究起码要寒窗三十年。你要发展这个行业,要很多方面的人才引进。 在面对贸易战这个时刻,你们这个机构,在鼓励竞争的同时,要给某些专利适当的保障。专利本身不是坏事,每个人都在争取专利权,争取专利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但是过程中有些人违反了游戏规则,这个要管。但有些现象你认为不合理,可能有他们的理由。目前贸易战的困难,一个重要的处理办法,外资引进的时候要尽量放宽,要把你们的游戏规则说清楚一点,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外资进来,只要有一家无端端给控告说违反了反垄断,一传开来,可能其他都会跑掉。我希望你们要营造客观、合理的竞争环境,鼓励竞争的同时,要尊重垄断的权利。任何发明都属垄断性,有些垄断你要尽量保护,政府本身的垄断你要慎重处理。 只争朝夕,现在的形势非常不好。你不要问我为何这样,为何中国忽然受到美国敌视。美国的民意调查,对中国的印象是插水式下跌。这问题存在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这个处理竞争的机构,说得清楚一点。某些市场行为政府认为不对,但如万国机器、加州石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何那样做。所以在这相当紧要的关头,为国家的利益设想,我不想提,但还是要提一下。最近因为疫苗事件,有一个叫毕井泉的人下马了。我不认识他,但我注意到,西方一些重要的专业刊物,认为这个人对中国贡献很大。他是管理西药的。人才难求啊!这些琐碎问题,加起来很多很多,目前要慎重处理。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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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零售业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8-06-09 15:12:00 美国的零售业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中美贸易摩擦正在方兴未艾之际,美国的零售业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016年4000个主要零售店关闭,2017年涨到了9000,今年预计将暴涨到13000家倒闭。2018年5月29号,美国零售巨头彭尼百货CEO乌尔曼表示,目前美国1200座商场,大概还要倒闭75%,这个关店潮要持续到2020年。


民粹主义只能让世界抛弃中国

2018-06-05 09:28:00 民粹主义只能让世界抛弃中国

中美贸易战爆发初期,很多民粹主义者叫嚷着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大不了关起门来就行了。当时我很担忧这种声音会影响中国的决策层。让全球庆幸的是我们的最高决策层是英明的,就是开放心态,该坚持的原则坚持、该改善的改善、该退让的退让、该改正的改正。在全球化的今天,闭关自守只能让世界抛弃你,只有开放才能融合于世界,分享全球红利,让中国得到持续的发展。贸易战来临,企业应该何去何从?世界金融局势动荡之际,企业如何能做好自己?危机!危机!就是危险之中蕴藏着机会,如何能拨开重重迷雾把握住发展的机会?郎咸平教授将为众多企业指点迷津!活动、演讲请联系郎咸平财经工作室,电话:021-60930515转汪先生 手机:13524738918


民粹主义只能让世界抛弃中国

2018-06-05 09:23:00 民粹主义只能让世界抛弃中国

中美贸易战爆发初期,很多民粹主义者叫嚷着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大不了关起门来就行了。当时我很担忧这种声音会影响中国的决策层。让全球庆幸的是我们的最高决策层是英明的,就是开放心态,该坚持的原则坚持、该改善的改善、该退让的退让、该改正的改正。在全球化的今天,闭关自守只能让世界抛弃你,只有开放才能融合于世界,分享全球红利,让中国得到持续的发展。贸易战来临,企业应该何去何从?世界金融局势动荡之际,企业如何能做好自己?危机!危机!就是危险之中蕴藏着机会,如何能拨开重重迷雾把握住发展的机会?郎咸平教授将为众多企业指点迷津!活动、演讲请联系郎咸平财经工作室,电话:021-60930515转汪先生 手机:13524738918


华盛顿学派的微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

2017-10-03 00:30:00 张五常

在芝大我呆了两年就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当时前者如日方中,后者弗里德曼说是荒山野岭。科斯尝试挽留,说留在芝大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夏保加说要是薪酬是问题,他可以处理。然而对我来说,芝大的学术气氛是过于热闹了。外来的讲座,不同范围的工作室,天天有;要评审或要阅读的文稿,每天都有新的。我可以不管这些,但不管就不是芝加哥。从本科算起我已经十年窗下,是到了独自创作的时候。想到什么有新意的我喜欢求教他人,但思考时我要独自遐思。当时我也决定不再读他家之作,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求教他人就是。 诺斯与巴泽尔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图华大,几个月后他们升我为正教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系主任诺斯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教授要算文章多少与学报高下,这些准则一律与我无干。我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诺斯是一个非常重视思想创新的人,对思想的重要性有好的品味判断。他就是维护思想创作。 更为重要的是同事巴泽尔。巴兄的思想细致紧密,在推理上一些微小的错他看得出来。有他站在旁边,我那魂游四方的想象本领如鱼得水。一九六九我到西雅图时,巴兄要造访英国一年。他回归后我们日夕研讨了十二年。这是行内的典故。 我到西雅图时带着一份题为《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巴兄读后不发一言。一九七〇年该文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指出合约不可能是完整的,要加上风俗、宗教及其他法律约束来运作。想不到,后来那“不完整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的思维竟然大行其道,甚至有人获诺奖。合约怎可以是完整的呢?租用一间公寓,合约真的要写得“完整”,几千张纸也不够!分析“不完整合约”是愚蠢玩意,只是方程式可以弄得洋洋大观而已。 巴兄访英那一年,我写了《中国的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他没有机会读到我就给英国的《经济学报》发表了。四十多年后巴兄对该文重视起来!除了上述,从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到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我所有的英语文章皆先由巴兄过目,他一律读得认真,提供意见,我一律考虑。 华盛顿经济学派 今天还有不少人提到的“华盛顿经济学派”(Washington School),可能源于一九九〇年诺斯在一本书的一个脚注中提及,并高举我是该学派的创始人。当年有关的人物零散,但今天回顾其实不差。巴泽尔和我之外,诺斯有一小组研究欧洲经济历史的。系内有几位很好的研究生,其中两位了不起,也有几位实力不俗的年轻同事。这学派显然没有因为诺斯和我一九八二年离开华大而中断。巴泽尔能以一夫之勇,继续培养出一些优质学者,发表的类同该学派的文章有看头。当年诺斯和我完全没有想到大家的争论及偶尔发表的文章,后来会被外人高举为一个学派。可见一个学派的兴起不是那么困难,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 华盛顿学派究竟是怎么样的学问呢?有三方面。其一是重视假说验证。虽然巴兄懂得教回归统计,但基本上华大那组人很少用。他们也不用功用函数的分析。他们用的主要是我在《佃农理论》中的验证方法。这方法不是由我发明——我只是从他人的文章选出好玩的。其二是华大的同事重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这回事,自科斯以还,基本是说的多,用作解释现象的少。像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那样的交易费用大方家,他主要是用于提出改进社会的建议。华大则完全不管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集中在交易费用对行为或现象的影响。 其三是华大当年重视租值消散这个话题,由我带起的。上文提到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关于合约结构的文章,其中一项贡献是修正了戈登一九五四年的租值消散分析。在华大,有巴泽尔在旁边,我把问题倒转过来,指出减少租值消散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从而在多方面解释无数的难明现象。后来一九七四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在写作过程中天天跟巴兄研讨。巴兄认为该文是他读过最好的。可惜难读,虽然重视的朋友多,不少说读不懂。不管怎样说,当年在华大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今天成为经典。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转谈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吧。老一辈的早就退休了的哈耶克与奈特等前辈不论,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参与的主要是五个人。从年龄最高的数下去吧。 第一位当然是戴维德了。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是戴老的智慧,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刊物——《法律经济学报》——创刊时是由戴老作主编几期才让科斯继任的。没有戴维德,科斯的两篇鸿文——一九五九年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与一九六〇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不容易有人赏识,而且两篇都刊在该学报的首位。在芝大时我认识戴老,他很喜欢我的作品。我每一篇文稿他都细读,给我鼓励无数。后来戴老成为巴泽尔的深交,我在巴兄面前永远高举戴老可能有点影响。 第二位是科斯。作研究生时我熟读他的作品,但要到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才认识他。科斯和我的关系是经济学行内的典故。八十年代在英国出版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科斯》那项是由我写的。 第三位是我的老师阿尔钦——他的《百科》项目也是由我执笔。阿师被认为是近代产权经济学的鼻祖,主要是源于他在课堂上的口述。我听了六个学期他的课,《佃农理论》也是在他与赫舒拉发指导下写成的。 第四位是德姆塞茨。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矶加大,我是他的改卷员。其后他转到芝大,一九六三年阿尔钦给我一份厚厚的他的文稿(后来分两篇发表),引进交易费用来再阐释帕累托条件,对我的影响很大。德兄的论点主要是批评政府,是当时我读过的最好批评。后来我在《价管理论》的结语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算进所有的局限条件,政府的存在与所有政策的出现皆源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约束,所以“帕累托至善点”这回事,引进所有局限,不可能不存在。这是不同意德兄之见了。 最后一个是我。我说当时自己是站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中心,只我一个是这样,因为五人中只我一个不断地听了阿尔钦的课,而阿师的主要思维只能从他的课获取。我的贡献是《佃农理论》与后来在华大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两项巨大研究的运情 我曾经提及,在华大时我作过两项庞大的研究,是否有所值只有天晓得。其一是获得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我和一些助手与学生大手地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其中一个要点是考查专利与秘密的租用合约。我找到门路,花了基金不少钱购买了数百份这些合约,事前可没有想到发明这回事,技术满纸,不是专家看不懂!这项研究我们差不多交白卷,可幸我有两个学生,跟进了这研究,发表了几篇可观的文章。我自己发表了一篇关于商业秘密的,而为资助基金写下的一份长报告,放进了自己的英语论文选,今天久不久见到有被引用。这报告写得深入,还有机会受到重视。 第二项工程是关于石油工业的,是一件庞大的反托拉斯案的工作。非常有趣,我花了三年时间写下两份加起来约三百七十页的长报告,阿尔钦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可观的实证研究,认为不能发表非常可惜。今天四十年过去,我可以去信要求当年的聘用我的石油公司让这两份报告发表。他们同意的机会应该高,但那些报告是石油专业的学问,外人不容易读得懂,有兴趣的读者不会多。 风险是小错卸责是灾难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上述的华大学派只是其中的一个支流。今天我认为这支流是高于主流,只是文章远不及主流的那么多。我认为主流的弄得一团糟,是灾难,而这灾难的起源是《佃农理论》的第四章,那关于合约选择的,一九六九年以独立文章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 在《选择》一文我走错了两着棋,一小一大。小错是我提出风险规避来解释佃农分成的采用。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风险何物。可幸我用农植收成的方差来量度风险,救我一救。大约四十年后在《经济解释》中,我改用在议订合约时双方不知收成的量,作为选用分成合约的理由。预期的收成量方差愈大,选用佃农合约的机会愈高,而这正是我在《选择》一文内提供的证据。这是说,以预期收成的方差大小来衡量风险有困难,但用以衡量收成量的或大或小的变数却是可取的。 第二着错棋却是严重了。这是《选择》的第一节提出卸责(shirking)或偷懒这个理念。绝对是验证的败笔。跟着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以卸责为主题,一九七二年发表了一篇大红大紫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是《美国经济学报》历来最多的。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或不会偷懒,而是这些行为我们无从观察,所以不能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听说阿尔钦谢世前几年也认为他一九七二的大文不好。 广西的纤夫成了名 灾难继续发生。一九七〇年,我刚到华大不久,多伦多大学的麦克马纳斯(John McManus)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闲谈中我对他说了在广西逃难时的一个小故事。离开柳州逃到桂平那段路程是坐船的。坐着数十人的木船,有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行,也有人拿着鞭子在旁监管。我的母亲参与那次租船的议价后,对我说:“五常,你信不信,那位拿着鞭子的人是被鞭的纤夫们雇用的!” 这个故事传了开去,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哗然。麦克马纳斯的文章要到一九七五年才发表,因为我尝试阻止他。但跟着W. Meckling与M. Jensen一九七六发表的鸿文提到,广西的纤夫与鞭手于是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成了名。有人拿着鞭子监管纤夫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但我不识字的母亲是我平生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喜欢编造故事给我听。纤夫雇用持鞭子的人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我母亲的伟大发明! 在这些喧闹声中,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一九七五年出版他的《市场与等级》那本大红大紫的书,推出机会主义(opportunism)与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看不到则验不着,为什么没有人尝试把这些术语无数的假说付诸科学验证呢?当然,像我当年提出的卸责那样,我以为自己是验证过,其实没有;阿尔钦及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的大文提出不少例子,但卸责无从观察,算不上是真的验证。我看不到威廉姆森的论著有马歇尔的影子。不能说他的不是经济学,而是无从验证的另一种。 油管与油船的例子 一九七八年,Klein、Crawford、Alchian三人连手发表一篇又是大红大紫的关于公司垂直组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文章。该文提出敲竹杠(holdup)之说,也是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一九七七年我拜读该文稿时,见到他们提出如下的例子。为了避免被敲竹杠,一间石油公司不会租用输油管,要自己建造,但会租用运油船。我当时是一家石油公司的顾问,对他们说石油公司租用输油管是惯例,而大的石油公司一律拥有自己的运油船队。这些事实是清楚地否决了该文的理论与假说。他们知道我是石油工业的专家,只简单地取消了油管与油轮的例子,文章的其他内容不变。 卸责、恐吓、勒索、敲竹杠、机会主义等故事可以说很多,一般可信,但这些无从观察,不是一个有公理性的实证科学应走的路。跟着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也满是有趣的故事,跟我聪明的母亲当年可以打个平手。然而,经济科学的主旨,因为是公理性,需要通过证伪那一关。无从观察的术语是不能证伪的。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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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

2017-09-26 00:30:00 张五常

尽管求学时我有过目不忘之能,但今天老了,早上想到的,下午就忘记。数十年前的往事倒还记得多一点。我写过《佃农》的往事,今天再写,从另一些角度下笔,时日的记忆可能跟以前说过的有出入。年份不会错;至于月份,我只是凭着几个关键日子,这里加那里减,弄错了一两个月不奇怪。对读者来说,时日的准确性不重要,但我要追溯自己的思想历程,好让同学们知道,当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后来的灾难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学派发展时,我是唯一的站在中心的人。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整理好《台湾农业年鉴》的数据,多个需要验证的含意得到支持,知道博士论文已经掌握。我参考过前人的重要论文,对那些大师的作品虽然佩服,但从一个新理论通过事实验证来衡量,我有机会超越他们。为此我决定放慢下来,把算得清楚、详尽的《年鉴》及其他有关的数据整理好,放在一旁,先处理其他的章节。 一稿两投的结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写好了《佃农理论》的主要长章。那是没有三七五租管的那部分,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指出传统的分析错在哪里。该章经过赫师与阿师的指导,修改得他们高兴。急不及待,我把该章寄到两个地方。其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出版社,希望他们能替我出版一本书,但说明那只是书的一章,其他的还没有动笔。该社的编辑很快就回信,说要出版该书,希望我能尽快把整本书写好。后来在芝大我跟这位编辑见过几次面,今天很遗憾当时没有结交这个人。只看一章就作出整本书的判断,这位编辑了不起。可幸后来我数易其稿把整本书写完,没有让他失望。 其二是我见该章是独立的,把文稿寄到《美国经济学报》(AER)。该学报的编辑也很快就回信,说文章不错,但传统说佃农的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的五十、五十,要求我把文章改为五十、五十的分成。我没有回复他。后来到了芝大我把同一文稿交给那里的《政治经济学报》,主编蒙代尔收到评审的报告后,对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傻,你的文稿可分为两篇文章发表。这样吧,我要前一半,你把后一半交给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报》吧。”我很快就把前一半交给他,只改了一下引言与结语。后一半呢?我多加了不少在芝大找到的重要数据,过了半年才交给科斯。 杜玛推荐夏保加不管名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长滩,我无端端地收到杜玛(Evsey Domar)一张邀请卡,叫我到他的家参加新年除夕酒会。杜玛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但他不认识我,为什么会邀请我呢?他任教于麻省理工,当时在洛杉矶邻近的兰德公司造访。好奇地应邀,见他家中有不少客人,没有一个我认识!酒会中途,杜玛高声说:“谁是史提芬·张?请站出来。”我应了。他带我到厨房去,说:“赫舒拉发给了我你论文的一章,我读后认为你不属于长滩,要不要到麻省理工试一试?”我说可以。一个月后收到他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把我那一章文稿寄到芝加哥大学给基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杜玛又说芝大有一个博士后奖金,曾获该奖的有阿罗(Kenneth Arrow)与蒙代尔,叫我申请。 约翰逊曾经写过佃农,我在该章直指他的错,措辞不留情面,所以不便申请。过了个多月,赫舒拉发给我电话,问为什么我还没有申请芝大那个博士后。我无以为对,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到芝大,两天后就收到那里的经济系主任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的电报,说我获该奖,年薪八千美元,不用抽税,什么也不用做,只是要到芝大一年。 我当时只写好论文的第一长章,怎样去当博士后呢?想了几天,挂个电话到芝大给夏保加,说论文只写好一章,问他可否把该奖延迟一年。夏保加说:“芝大经济系所有的教授都是先生或小姐,没有谁管你是不是博士!”无话可说,加上当时香港出现了一件不幸的家事,阿尔钦寄给我一纸五百美元的支票,让我聘用打字助手,六个星期后我把论文赶起了。这赶工主要是后来出书的《佃农理论》的第八章,引用《台湾农业年鉴》那部分的数据,怎样安排怎样验证及细节要怎样处理我想过无数次,动起笔来有如长江大河,很痛快。 约翰逊的指导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呆了两年,遇到的能人异士我曾经写过,这里只说《佃农理论》在该校的发展吧。 到芝大后我先到该校的出版社,交《佃农理论》的文稿给跟我联络过的编辑。他高兴,说文字编辑处理后会出版。我跟着去找基尔·约翰逊。他是我曾经批评过的农业经济专家,芝大经济系的教授,也是当时芝大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我平生认识的大学管理高层不少,没有见过一位达到约翰逊的水平。他客观、公正、重视人才,永远是先想一下才说话。他重视我的佃农分析,明知我在论文中批评他,也坚持要给我那项博士后奖金。后来另一位芝大教授对我说,选该奖金的得主时,约翰逊是委员主席,坚持不考虑其他申请者,要是我不申请就空置该奖。 作为芝大一个大学院的主任,约翰逊日理万机,但他永远接见我,我要多少时间他也提供。不久后我在芝大的两间图书馆找到新而重要的关于佃农分成的资料,但出版社那边赶着要出版,我求教约翰逊,问他应该怎么办。他说让他想两天。果然,两天后,他亲自到我的办公室,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一般来说,像芝大那么有名的出版社,要出版你的书应该立刻给他们出版。但你的《佃农理论》有机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相信我吧,一个学者的一生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你自己能再有这机会也不容易。所以我认为你要多花一年时间去改进这本书。” 我依他的,认真地多花一年。也算时来运到,当时芝大有两间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好些我写论文时没有机会见到。我掌握着这些新找到的资料,把原来论文的两节扩充为两章,都重要。结果就成为今天大家见到的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佃农理论》了。 芝大主馆有求必应 先谈芝大的图书主馆吧。那是我平生用过最好的图书馆。书多尚在其次,重要是他们的服务是我平生仅见。是怎么样的服务呢?任何在该馆内找不到的书,只要你能提供作者及书名,他们会立刻从其他图书馆借来给你。要是其他图书馆不肯借出,他们会付钱影印一本给你。快捷,准确,有求必应! 有这样难得一遇的服务,我在该馆考查研究,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追溯从斯密到我那近两百年的关于佃农分成的理论发展,写成了后来《佃农理论》的第三章。该章写得好!怎可能不好呢?你要哪本古书该馆立刻提供,要写得不好也不容易。同学们要找机会细读该章,去体会一下什么才算是学问。这方面的学问,是要有足够的数据在手才可以发挥。 剑桥的实证水平尘下 我见到该馆的服务那么好,就尝试另一项考查。那是关于庇古一九二〇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那本巨著,其中他引用很多农业资料——尤其是中国的农业数据——来证实农户与地主之间的租田合约不善,从而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庇古引用哪本书的资料为凭,我就追查哪本书;该书引用到另一本,我就追查另一本。如是者一路追到尽头 ,竟然发觉庇古之说全部毫无实据! 我又发觉剑桥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一八九四年作《经济学报》的主编时,高举一位名为Henry Higgs的提供的一篇关于法国佃农分成的文章。该文只考查一个农户,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而作者的整篇文章很马虎,要是我作评审不会建议取录,但马歇尔却把该文放在首席位置。我知道马歇尔曾经用了几年时间考查工厂,但从他的巨著中我看不到他对工厂有深入的认识。见到他高举Higgs之作,我不无感慨。马氏是剑桥的大师,理论天赋之高不见古人,庇古是他的弟子,也属大师。这二者代表剑桥的经济学,该学派对实证研究的要求属尘下矣! 是的,经济学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作者凭想象提供一个例子,另一位作者引而用之,如是者传了开去,传得几次,就变为事实! 小图书馆是个金矿 当年在芝大我也常用的是另一间图书馆,很小的,名为亚洲图书馆。在该小馆我发现了一个小金矿。是这样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名为卜凯(J. L. Buck)的教授(赛珍珠的丈夫),到中国的金陵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作中国农业的实地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做得认真、详细。卜凯的几本书我在洛杉矶加大时读过,但可没有想到,当年的金陵大学给他提供的多位助手,其中有几位也为中国的农业著书立说,是用中文写的,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见到。该馆也有几家国民政府的机构在大陆时出版的农业报告,提供的资料跟卜凯的助手提供的没有冲突,显得珍贵可靠。 我为这些新获得的中文数据做了三件事。其一是在出版的第三与第四章我增加了不少假说验证。其二是在书后的两个附录我提供了中国不同地区与不同等级土地的不同分成率,以及在二十二个省份中的固定租金与分成租金之别。这些数据明显地推翻了传统认为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之见,也推翻了佃农分成地主的收入会比固定租金为低。当约翰逊见到这些附录时,叫出声来,说:“传统的分成率由风俗决定之说真的害死人。要是昔日我能见到这些数据,我的分析当会不同。” 合约经济学的起源 可能更重要是我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中找到中国昔日农地出租的合约版本:固定租金合约、分成合约、铁板租合约、固定租金合约加大失收的减租条款等,而分成合约与固定租金合约的主要分别,是前者对农植的选择与土地的耕耘皆有明确的指定。我不认为这些白纸黑字的合约版本支持着我的理论是那么重要,因为合约这回事,在中国,文字还没有发明之前就出现,而在二战时我在广西农村所见,是农民既没有钱,也不识字,口头合约还是有效的。既然这些合约的文字版本存在,我是找到金块了。 重要的问题明显。我的理论说不同的合约安排有相同的产出效果,为什么市场会有不同合约的出现呢?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天大寒,我在芝大的国际学生宿舍拿着六款从亚洲图书馆影印过来的租田合约的版本作考虑,问:为什么有时这样选有时那样选呢?这就是今天的合约经济学的起源了。 拿着那六张纸我想了多晚,这样不对那样又不对,最后我选择以风险规避与交易费用这二者的变化来解释不同合约的选择。写成的文章受到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与戴维德等人赞赏,也导致代办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的兴起。一位朋友甚至把该章翻为方程式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自己总是觉得有点不妥。到我终于解通合约选择的密码时,是三十多年后的另一个年代了。 下文可见,虽然《合约的选择》一文既有趣也有新意,但因为走错了一着棋,导致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了灾难性的发展。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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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路向的日子

2017-09-12 00:30:00 张五常

一九五九到六五那六个年头,我在洛杉矶加大的进境外人看是快。要不是为了多听阿尔钦的课,我还可以多快两年。阿尔钦几番对人说他没有见过另一个像我那样能持久地拼搏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假装拼搏,而今天回顾,我算不上是怎样拼搏过。当年我的空闲时间多,喜欢跟一些同学游山玩水,或到深海钓鱼,或在深夜到海滩捕捉小鱼。为了要多赚点零用钱我有时在清早起来派报章,有时在课后替人家剪草,或替老师改试卷,或到学校的停车场作收费员——有时右手改试卷左手收费。我也曾经作过鲍特文与布鲁纳的研究助理。一九六二年开始我在该校的经济系作助理教员。 课余饭后,我喜欢在学生的活动中心玩半个小时的桌球,或桥牌,或乒乓球——事实上,当时我是加大的乒乓球单、双打冠军。我不做的课外活动是参与任何同学会或来自香港的富家子弟的派对。当时在经济学之外的朋友大多是音乐或艺术的爱好者。 翻书多读书少 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我认真地读过的书及文章很少——加起来不过三几千页。翻书却多,不止几百本吧。翻书是快翻,书名和作者也记不起的。在旁听赫舒拉发与阿尔钦的三年中,我喜欢长驻校内的图书馆。当时洛杉矶加大的图书馆没有休息日,每天开放二十四个小时。我在馆内申请到一个仅可在地上睡得下的小房间,内里有桌、椅、书架各一。有电源,可用发热针煮罐头食品。我有时索性不回家,在那小房读读睡睡。有三几位其他学系的同学也这样做。 馆内的书籍当然是分类在架上排列。通道上有手推车,我在架上找寻自己要翻阅的书,放在手推车上载得满满的,带到自己的小房间,翻阅后把书放回通道的推车上,有服务员负责放回书架。图书馆规定学生不可以自行把书放回书架,以免放乱了。 当年翻书翻得快,因为察觉到在同一题材上,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不容易找到几页算是一家之言。这样的重复对我还是有助,因为让我知道作者们的一般取向。偶尔读到有点新意的,就停下来想一阵。 奈特给我的启发 书本不论,在研究院我读得最认真的文章,是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了两年。当时我也重视奈特(Frank Knight)一九二四年发表的《社会成本的谬误》。奈特说的与科斯说的大致相同,只是科斯引进交易费用,而文字也来得比较清晰。我曾多次提到科斯对我的影响,少说奈特。这里说说吧。 奈特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点,都重要。其一是在一九二四年的鸿文起笔的第一页,他指出经济理论的假设要与事实相符。这跟弗里德曼后来提出的“假设不需要是真实”有别。当年从内格尔(Ernest Nagel)一九六三的鸿文中我知道假设有好几类,哪类需要是真实呢?反复考虑奈特写得不易读的文章,得到的结论,是经济理论关于局限的假设,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大致相符。这使我后来提出一句行内没有谁反对的话:如果在化验室作实验指明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能用一支不洁的而假设是清洁的。 奈特给我第二方面的影响,是他对庇古(A. C. Pigou)提出的两条公路的批评,不仅对,而且含意着租值消散的出现。虽然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一词出自戈登(H. Scott Gordon )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关于公海渔业的鸿文,但明显地是源于奈特的公路分析。戈登之作无疑重要,但他的分析是源于奈特——几何图表基本上是搬过去。戈登应该提到奈特,但没有。科斯的《社会成本》是更重要的鸿文,也应该提到奈特,但也没有。这是一个文字写得艰深的天才需要付出的代价。受到奈特与戈登的启发,我后来在租值消散这话题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英语文章:一九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与一九七四发表《价管理论》。今天看二者将会历久传世。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蒙代尔(Robert Mundell)家的酒会中,我第一次见到奈特,立刻走到他面前,衷心地说:“教授呀,我从你一九二四的文章中学得很多!”他看着我好一阵,感叹地说:“那是很久以前写的了。”我在自己的英语论著中提到奈特不多,很奇怪在《维基百科》写《奈特》那项中,说奈特影响了五个经济学者,其中四个获诺奖,最后一个与该奖无缘,那是史提芬·张。他们看得出我的英语论著有奈特的影子,是给我很大的荣誉了。 论文题材的范围取舍 在上述的为了多听阿尔钦的课而把博士笔试押后约两年的日子中,我考虑博士论文要选什么题材与怎么样写才对。当年美国的经济学博士远比今天的苛求:那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几年颁发一个博士,今天是一年几个。另一方面,虽然我在图书馆翻阅的书一般是抄来抄去,脚注密密麻麻有点无聊,但校方指定博士论文跟硕士的不同,前者一定要是原创。太阳底下没新事,什么才算是原创呢? 我首先淘汰的,是福利经济学那个范围。鲍特文的课教福利经济教得很详尽,其没出息的弊端清楚。赫舒拉发的课教理论清晰,但可取的新理论难求,不容易挤进费雪的行列中。赫师后来希望我尝试把风险引进费雪的利息理论作为博士论文。那是当时的一个大话题:费雪的利息理论非常精彩,但没有引进风险,是美中的不足。当时尝试填补这个空隙的师级人物不少,包括赫师自己,皆没有重要的收获。赫师认为我是解通这个谜的适当人选。我尝试过两个月,无法肯定风险要怎样量度才对,放弃了。 余下来的选择,是向验证假说那方面走。这是当时几位老师常有提及的路向,其中最重视的是阿尔钦。另一方面,在验证假说的科学方法上我和几位同学皆耳熟能详。知道怎样做,但没有尝试过,当然跃跃欲试了。验证假说这回事,当时不少老师都在说,可惜我和几位同学见不到有什么精彩的成绩。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关于币量理论的假说验证当时常有讨论,但到处都是争议。说实话,虽然后来弗里德曼和我成为深交,我历来不认为货币理论是那么有趣。当时吸引着我的是戴维德(Aaron Director)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非常有趣,但我不能接受该捆绑是为了价格分歧。尽管如此,戴老的思维终于影响了我从合约结构那方面想出自己的佃农理论,那是我转到长滩任教职的一九六六年了。 价格理论的掌握是关键 问阿尔钦博士论文要怎样选题材,怎样写,他说是我的论文,要我自己想办法。但他还是建议我读几篇他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文章。问赫舒拉发,他建议我参考前辈发表过的有大成的博士论文。为此我参考了费雪、萨缪尔森、勒纳(Abba Lerner)与奈特这四位的成名之作。可惜除了奈特,其他三位大师的博士论文皆属纯理论,半点验证假说的操作也没有。奈特之作无疑是巨著,但他把风险(risk)与不确定(uncertainty)分为不同性质的因素没有说服力,我认为这二者就是上帝也分不开。 作为有创意的博士论文,以验证假说为重心,作者提出的假说当然要有新意。假说的背后是理论。理论当然可以是原创的。当年我否决尝试,因为研读过不少关于经济发展学说的新理论,认为一律胡说八道,令人尴尬。是老师们教得好吧。我当时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不仅有相当的水平,而今天回顾那个水平其他大学的老师教不出来。我贯通了阿尔钦、赫舒拉发、鲍特文这三位老师教的。当时没有哪家大学,在价格理论的教导上可以相比。对价格理论的掌握我当时感到舒适,但怎样才可以推出有点新意的理论假说,然后付诸实践作验证呢?找寻可以作理论验证的博士论文题材真的难,非常难,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真的尝试过。能成功地尝试过一次,例如我后来想出写佃农分成,跟着选其他有点新意的验证假说的题材就变得容易了。这是说,一条难走得通的路,走通过一次,跟着再走或选走其他的,彷佛是老马识途。 租金管制与明治维新 当年尝试过的论文题材,最吸引着我的是香港的租金管制。考查之下,发觉数据太多太复杂,不是一个博士生要尝试的。博士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西雅图大兴土木地尝试,终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那篇今天看可以历久传世的文章。 另一个尝试过的题材,明显地是个好去处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出现的迅速经济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我找到一本古老的厚厚的关于日本经济的历史书,用英文写的,提到从德川时期转到明治,日本的土地使用是把已经有私人使用权利的农地加上转让权。关键明确,而我当时正在研究土地产权的问题。但只能找到那一本关于日本从德川转到明治的用英文写而又提到土地转让的书。我拿着该书,约了阿尔钦及赫舒拉发两位老师一起坐下来,问他们研究从德川转到明治的土地使用的转变与经济效果,作为博士论文怎么样。他们一致赞同。但我说自己不懂日文,而图书馆内只有那本英语写成的很旧的书提到日本的土地转让问题。阿师说可能只有这本书提到日本当时的土地转让,说不定只一本古书提供的数据足够。 跟着我继续找寻关于日本德川与明治时期的资料,追踪到的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有一位研究日本该时期的经济历史学者,是该校的教授,名为Henry Rosovsky。我去信约见这位教授。他很宽容,让我到他在伯克利的家的书房中谈了两个小时。该教授说得清楚:某程度的土地转让在明治之前早就出现,只是明治再放宽。他说有关日本土地转让的历史文件与档案很多,但全部是日文,读不懂不能在这题材上作研究。 一年多后,我听到Rosovsky转到哈佛的经济系任职,好些年后我听到他是哈佛经济系历来做得最好的主任,也在该校当过校长。怎么会那么巧?我求学时遇到的学者后来多是名家。还记得那天下午在他家的书房中,他问我最喜欢读哪篇经济学文章。我说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他说那是非常深奥的作品。 选题太难转攻摄影 找寻博士论文题材,第一次尝试,真的是难于登天。一九六四年的暑期,苦闷之余,我索性离开图书馆,每天独自拿着照相机坐在洛杉矶加大邻近的一个小园林中,重施故技,从事摄影艺术的操作达两个月之久。老师与同学皆奇怪为什么我失踪了。在那两个月中我想出新的摄法,获得的数十帧作品展示着如梦如幻的光,引来求教的人无数。一九六五年这组作品在加大展出,传了开去,老师们多有去看的。后来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把该组作品,加上其他的,再在长滩的艺术博物馆展出,不少刊物大事报导,都在谈我的作品上的光。该展出延期了两次,好些参观者从远地来。馆长说他们要建新馆,希望用我的摄影新作为开馆的主题展出。为此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驾车到美国的东北部,日夕拍摄了两个星期,所获甚丰。可惜跟着到纽约的唐人街吃午餐,餐后发觉车内的物品,包括近百卷还没冲洗的胶卷,全部被偷了。光天白日,大街大巷,也如此。这是纽约。后来再从事摄影,是二十年后在香港朋友的摄影室了。但这是转到灯光人像那方面去,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我作过职业操作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在该摄影室替弗里德曼摄了他的灯光人像,他喜爱,说永远不会把另一张他的照片给媒体。今天该作在网上频频出现,当可传世矣!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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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制造业不必妄自菲薄!

2017-07-10 17:29:00 郎咸平:中国制造业不必妄自菲薄!

三星电子日前宣布,将投资3.8亿美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建造一座家电制造工厂.此外,富士康、富士康子公司夏普和台积电等均考虑在美国建厂.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曾近日表示,富士康将于8月初公布在美国的投资计划.郭台铭还称,未来5年富士康在美国投资额预计将超过100亿美元.  事实上,近几年已经有大量的企业回流到美国 ,2010年16家,2011年64家,2012年104家,2013年210家,2014年300家 ,2015年500家 ,2016年七八百家左右,这点确实让我们感到担忧,因为美国的制造成本是不断的下降,但是我相信未来情况会让我感到非常担忧.  我们的制造业有没有可取之处呢?  我们制造业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大而全.什么叫大而全?中国制造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整体.中国这个工业的增加值在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是所有国家里面排名全世界第一的.2011年中国工业的增加值是美国的1.21倍、日本的2.35倍,2012年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的加总,我们达3.88万亿美元的规模,所以我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不但数字庞大 而且种类齐全.根据我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20多种工业产品当中,  中国的产量世界排第一的空调占全世界80% 、手机70%、 化纤70%、 钢琴70%、电冰箱65% 、生铁60% 、水泥57% 、电解铝56%、高铁运营的里程52% 、平板玻璃50% 、纺织品产量50%、摩托车产量50% 、彩电48%、煤炭47% 、粗钢46%.联合国做了一个工业分类,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工业中类、以及525个工业小类,这些工业分类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所有的分类我们全部都有,因此中国的制造业的特色就是成本高起、税赋过重,但是大而全!  美国、德国、日本制造业各有短板!  我们挑了14个高端制造业包括卫星导航 、民航客机、 通讯设备、 无人机、 互联网、航空发动机 、芯片产业 、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航空工业 、液晶面板 、高铁产业、 锂电池跟民用造船,美国的短板是液晶面板、高铁、锂电池、民用造船.德国的短板是、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 、芯片、 液晶面板、航空发动机 、航天工业 、互联网 、卫星导航.日本的短板有卫星导航、 民航客机、 航空发动机、 芯片、通讯设备 、无人机 、互联网.我把中国在这14个行业里面的比例分别是高铁占全世界高端制造60% 、造船49% 、锂电池46% 、智能手机42% 、笔记本电脑40% 、互联网30%、通讯设备30% 、液晶面板26% 、航天工业20% 、卫星导航16% 、无人机15% 、芯片10%、航空发动机5% 、民航客机1%,都说我们的民航客机不行,错了!我们自己做的大飞机C919就要开始投入运营了,目前已经接到了20家公司的500多个订单,只要超过300个订单就能够转亏为盈,所以说中国的大飞机已经可以说转亏为盈了,再过两三年,民航客机也会急起直追.  航空发动机是我们的短板 ,目前我们国家去年开始由国家推动成立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和制造中心,希望我们能够有丰硕的成果出来,不管怎么讲这是我们开始的第一步.  未来,我相信其它领域的制造水平也会大幅提高,所以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因为中国制造也是有技术含量的.  本观点摘自电视节目《郎咸平说》  更多郎教授文章请扫描下方微信二维码并添加关注


郎咸平:在这个危急的时候,我必须要给两个部门提建议

2017-07-09 15:31:00 郎咸平:在这个危急的时候,我必须要给两个部门提建议

近日,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在金融领域有些风险,但有能力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目前看风险是总体可控的,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把这些风险点逐步化解。  很多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怎么理解,虽然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又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要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要知道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怎么来的?在我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来自于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数据,和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相比,我们的杠杆高到167%基本上全世界最高,系统性风险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部分企业杠杆率过高没问题,因为大数法则。如果每一个企业杠杆率都过高,尤其是煤碳、钢铁等产能过剩企业的杠杆率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是国营企业的,如果这些企业集体发生问题还不了钱,那就会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比如说2008年金融海啸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风险基本上来自于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大概接近70万亿这,而银行的传统信贷也不过只有106万亿,影子银行的这个规模高达70万亿,接近61%。影子银行占GDP的比例从2011年的39%,一直涨到91%,这个不得了这个比重。  影子银行无法跟国外做比较,因为国外比较传统,他们以信贷为主没有什么影子银行的问题,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的影子银行包括委托贷款13.2万亿,信托贷款6.3万亿,理财产品30万亿,同业业务13万亿,这个很重要的。  什么叫做信托贷款?就是委托将这个钱交给银行,然后给自己指定的人放贷这,银行只是一个过道。这个贷款从2011年的1.7万亿变成2016年的6.31万亿,坦白讲规模也不大,也没什么风险。  第二个委托贷款,这个委托贷款其实也没有什么,也就是说就是A向B放贷,银行也是做过道,就是委托银行来进行管理。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但是情况不同就是,银行为了赚钱就是主动的拉来一家公司存款,给他更高的利息,然后以更高的利息去放贷出去,赚取中间的差价,所以这个风险就来了。这在表外,既不在央行给你存贷比例的限制,也不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但风险特别大。风险都在银行,万一有公司不还钱怎么办?而且会用高利息借钱的都不是好公司,都是小公司,风险高的公司,所以风险特别大,所以这导致风险迅速扩大。委托贷款在2011年只有4.4万亿,到了2016年变成13.2万亿。  理财产品在2011年是1.7万亿,2016年暴涨到30万亿,这是非常非常大规模的,风险也在这里面。  理财产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银行不承担风险直接给投资者推荐,当然这个类型的产品银行只能赚少量中介费,我看银行兴趣不是很大。  第二种银行承担部分风险,银行机构评估认为这个企业最差也能还款60%,所以他可以把10亿元的借款分成两部分,6亿元就是优先级保本理财,银行也会用自己的自有资金购买,4亿元列后级不保本理财,优先级利息6%,列后级利息10%,一旦发生风险首先更换优先级的,有余额再更换列后级的。  第三种情况银行通过发行多个一年期的理财产品,利息只需要6%,因为五年利息要比一年高,所以银行赚取利差。唯一的风险就是如果一年后再发理财产品没人买的话那就进入风险。  这三种方式大概只有第一种没有风险,第二种,第三种都会有风险,所以这个理财产品也属于类似表外的,也是不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上,但确实有风险。  最后一项同业业务非常严重,这个业务也叫做银行间理财业务市场。2014年是0.9万亿,2015年暴涨到5.3万亿到2016年13万亿。比如说一个A企业规定他不能借款的,比如房地产、电解铝、钢铁行业。他们想借款怎么办?透过一个小银行,把他的需求透过券商或者信托公司把这个不能借款A公司的需求打包成买入返售资产,或者叫做应收款项投资等等的,就是说中小银行,就把这个东西卖给大银行,承诺一定期限之后赎回。  同业业务在2016年是13万亿,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会感到非常紧张,如果这个管不住的话,风险就会从这里爆发,所以接近70万亿的影子银行,是银行风险的最大来源,这也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大来源。  透过所谓的影子银行,获得资金的企业通常都是一些不太能从正规渠道借款的企业,这些企业杠杆率本来就很高,是全世界最高,一旦集体发生风险,那就变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一再所担忧的问题。  什么叫银行的监管?影子银行的规模实在太庞大,不但绕过了这个央行规定存贷比的限制,同时也不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上面,已经接近70万亿。这70万亿是什么概念,是银行传统信贷61%,占了GDP的91%左右,这个比率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来源。  我们的企业有167%的高杠杆率,他们很可能透过影子银行取得资金,如果集体还不起钱对银行而言就是系统性风险,但是这个系统性风险本身已经被股票市场所消化掉了,所以银行的市盈率特别低和美国的银行相比,美国银行的市盈率大概是12以上,中国的银行大概6左右。  针对目前的金融状况,我们的政府今年3月下旬启动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专项治理工作,到了4月份又下发五号文、六号文、七号文进行乱象整治,风险防控监管,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把这些风险点逐步化解。首先肯定的是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可是执行之后,一些相关部门没有搞清楚如何在执行中央的决策时不至于矫枉太过正,以至于本将被监管的领域弄成一潭死水。因此我给两个部门提出相关建议,希望能引起重视!  首先是证监会,股市监管目的是什么?监管不是管的越严越好,而是要管的对,只要你管的对,就不需要严,严跟对是两回事。以股票市场为例,监管严的目的是什么?是替中小股民创造财富,所以要打击内幕交易、打击操纵股价,因为内幕交易跟操纵股价都是大股东有执行优势的人做的事,基本上都不可能是中小股东,不可能内幕交易。所以打击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中小股民创造更多的财富。  其次是银监会,银行监管的目的是什么?银行监管的目的不是把银行管死,不是不让银行做事,而是要让银行做更多的事,做更多正确的事情,透过信贷让一些好的企业能够茁壮成长,这才是监管的目的。如果说打击到最后,银行什么事都不敢做,也不敢放贷了,谁受到损失?当然是银行的用户,这可不是银行愿意看到的。  希望这两个部门在领悟和执行中央决策时,多一分责任和担当,不要为了监管而去监管,而是要深刻理解监管的目的。  本文观点摘自电视节目《郎咸平说》更多郎教授文章请扫描下方微信二维码并添加关注


郎咸平:中国人除了知道一路一带,还应该知道一级一道…

2017-07-08 19:56:00 郎咸平:中国人除了知道一路一带,还应该知道一级一道…

目前我国在世界上努力推进一路一带,然而在电力行业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名词叫一级一道,级是北极、道是赤道。风力发电都在北极附近,那里是最有效的风力发电,北极风力发电占了全球一半以上。太阳能以赤道为主,中东跟北非的太阳能就占了全球太阳能的40%,可是电力是很难有效储存的。我们以北京市为例,每天晚上八点钟是用电的高峰期,八点钟刚好是非洲赤道中午时间,是太阳最热的时候、最强的时候,因此这个时候太阳能发电是最多的,但是从北非要送到北京是不可想象的,根本就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没有足够的高压电路能够有效的传输,所以这个时候中国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只有中国装置了特高压电路,可以有效的传输。我们能把全世界风能发电跟太阳能发电的线条连在一起。比如说从北非传到北京,必须用100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才能有效传输 ,1100千伏更好。传输力跟美国、俄罗斯不一样。他们都是500-700千伏多的,我们用1000千伏的特高压电跟500千伏的做一个比较,输送功率1000千伏是500千伏的5倍,输送距离1000千伏比500千伏多4倍,损耗1000千伏的损耗只有500千伏的25%,占用土地1000千伏只占了500千伏40%的土地而已,如果用1100千伏输送,功率更大、距离更远、损耗更小、占用土地更少 ,所以超高压电路越往上走输送功率就越来越大,而且是加倍成倍的往上走。假如说我们想从北非将太阳能电送到欧洲送到中国,输电通道北非到欧洲是1500千米,距离其实不长 ,中国目前的技术就可以有效的输送。中东到南亚4000千米 ,美国跟俄罗斯、德国、加拿大根本输送不了,只有1000千伏以上才能输送。从白令海到中国的华北 、日本 、韩国输电通道距离是5000千米,这个时候只有1100千伏的超高压电才能够输送 ,而只有中国才有 ,到了2018年就能够建成,中国1100千伏的电网一旦建成,中国可以有效的从白令海将风能发电输送到华北或者是日本和韩国 ,也可以有效的将北非的太阳能电力输送到北京 。另外,成本很低。比如说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或者是西伯利亚新能源电力,用我们的特高压电路传到欧洲、德国去,以风电为例,是德国风电成本的43.8%。换句话讲,从这么远的距离拉到德国去,比德国本地的风电还要便宜43.8%,所以这个竞争力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特高压,中国世界领先!而1100千伏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是中国生产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们没有这种技术、也没有这种设备 ,只有中国才有,这是比较激动人心的。我们在谈华为、思科的时候谈过标准的问题,只有设立了标准才能够真正创造价值。特高压电路我们控制所有的标准 ,处于全世界领先水平。目前主导标准36项,四个新技术委员会全部都是中国的,甚至我们可以讲一个笑话,以美国为例,美国整个电力系统都讲中文的,“开闸了”就讲中文。这个系统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掌控的,因为中国人这方面是绝对的领先。我们目前已经和俄罗斯、蒙古、吉尔吉斯实行电网互通的是500千伏的,我们计划和俄罗斯、蒙古国、巴基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进行1000千伏电网互通,大概到2030年能够建成9条线,在此我看到了极大的希望。我觉得我们国家用一个特有的体制塑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并且领先全球,在这方面我们未来的前途是无限的,而我更希望在其它方面能够和欧美国家并驾齐驱。本文摘自电视节目《郎咸平说》更多郎教授文章请扫描下方微信二维码并添加关注


郎咸平: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才是最好的!

2017-07-06 15:01:00 郎咸平: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才是最好的!

今年高考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的状元都是“家里又好又厉害”,“农村孩子很难当状元”的一席话,引发了公众和舆论的关注。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录取的甘肃残疾学生魏祥出身寒门,清华招办给他回信《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一时刷爆朋友圈。这两则事件引发人们的极大的讨论,中国高考制度存在极大的不公平。当然,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这方面的舆论,但是由于两个事件有着极大的反差,今年的讨论声浪胜过往年!     中国的高考制度我们不可否认存在不公平,那么世界上有好的制度吗?有!   美国学生考上大学要分四部分,第一就是SAT成绩,第二学校成绩,第三课外活动的经历,第四高中老师的推荐信。根据这四大指标,每个学校对申请人进行审核,进去了之后,不选专业,英文、数学什么都要修的,到了大二之后,想学什么专业再修几门课就可以了,比如说想学会计专业,只要选这个专业的八门课,就可以了。如果什么都不想要,就可以给你大学文凭,但是是没有专业的大学文凭。   美国大学不但专业很多、很开放,能够选修很多,而且可以选的学校太多了,好的学生进哈佛、耶鲁,坏学生从二流、三流、四流、五流,所以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这凸显出在美国学习的优势,这是全世界最优良的制度。   为什么我们不引进?   只要我们有像美国一样的介绍信、课外活动、在学成绩等等,一定是弊端重生,这是一定的。给老师一点钱、一点好处,就可以写好的介绍信。换句话讲,整个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因为文化民族的不同,根本不可能引入最先进的美国制度。而我们的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约束腐败,但是不够公平。为什么?因为这种特殊制度之下,北京、上海户口,上北大、复旦就容易得多,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一直建议全国一张考卷,按照考生的分数高低,做出选择,这才是公平。   我们是个想以制造业立国的国家,我们想搞中国制造2025,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特别需要有特定专业技术的劳工。   可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初中毕业生,念普通高中的有87.5%的比例,念职业教育12.5%,当然也可以说这个很畸形、很不正常,但是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以制造业立国的德国,他们的初中毕业生念普通高中的只有20%,有24%念专职的职业学校,还有56%念双元制的职业学校。   双元制的职业学校是什么意思?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实习,一部分时间在学校上课,而且政府会给你补贴,工厂也会给你补贴。像这种所谓双元制的职业教育还可以赚点钱,不用付学费,还可以赚一点钱。德国的工匠精神是全世界瞩目的,这跟他们的教育制度都有很大的关系,而德国能够成为制造业的王国,有三百多万家的机械工厂,执世界之牛耳,就是因为它有好的教育制度。   既然我们想搞中国制造2025,要成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引入德国的制度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和德国的环境不一样,你要让你的小孩子不要念普通高中,跑去念职业学校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你如何面对你的亲朋好友说我的儿子、女儿,将来毕业之后就要做工人、蓝领工人,我相信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对我们来说心态能不能接轨,和我们的文化能不能接轨,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今天,我必须讲一句公道话,目前我们中国大陆的高考制度是走在一个正确道路上,我们和美国不一样,和德国也不一样,但这是真正符合我们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的这么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努力改进方向,让它变得更公平。比如说全国一张卷,而且分数高低来分配学校、来分配资源,能者出头,优秀者就能上最好的学校。目前我觉得离真正的公平,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整个官方和民间,都需要继续地努力。?更多郎教授文章请扫描下方微信二维码并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