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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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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是商业天才

       昨天晚上读了任正非先生不久前接受的近两万字的长访问,读了几遍,得到的结论是,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谨在这里向任先生致意。                                                                                            五常,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2019.04.20)深圳是个现象吗?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在深圳的讲话)   各位朋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有几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但真实的数据不容易掌握。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农业不抽税,少了一项重要的数字。其二是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为几不容易知道。其三是数十年来中国爱用一个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干部们知道报低有害,报高无益。 论财富要从费雪教的看 客观地衡量,论财富比论收入可靠。这二者的衡量不一样,因为费雪解释得清楚: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而我们见到的国民收入可不是预期的。我认为从费雪的天才之见衡量,中国的财富是高于美国的。如下几点可信。第一,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林立,其价高出美国不少。以房地产论财富,中国超出美国相当多是明显的。第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上苍有知,这些脑子的总市值——财富也——是超过美国的。其三,中国的文化厚度冠于人类,怎样算市值恐怕上苍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几年前在英国某拍卖行的一个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亿元人民币,是真价。 可惜有了上述,我还不能肯定中国的总财富高于美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知识不及美国,差很远。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不够好,是以为难。 给旧朋友下断言 两年前,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竣工五十周年,美国一些旧同事与旧学生到深圳来开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会议,给老人家打个招呼。他们认为该陈年旧作是经济发展学说的分水岭,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虽然经过那么长时日只被引用二千多次,该书或书中的文章还频频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出现。看来《佃农理论》这件作品将会历久传世。这也应该算进炎黄子孙的财富吧。 在那次会议中,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困难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今天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不好,还有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推断不需要改——除非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继续错下去。 与深圳的交往 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的大哥带我回港,途中遇上十号风球,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中步行,见到一间卖米的小店子,大哥说:“这间房子要倒下来了。”果然,整间房子塌下,还竖着的是一个曲尺形的用作称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那是一别三十四年了。记得罗湖当时有一间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弗老历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因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文中我说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只要钱够多,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买下来!一九八七年初,因为读到该文,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毫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冠于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几个月后他们就搞土地拍卖了。他们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的第一次。事前他们到香港大学找我,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我敎他们到哪里去找。该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馆展出,作为镇馆之宝,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一笑)。 约法三章论中国 说起来,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就认识梁尚立。该年十月我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当时我不懂得用中文书写,由我口述,杨怀康与侯运辉执笔。一九八二年回港作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因为她是我在佛山华英念小学时的高中师姊——希望我能多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要学一下。跟她约法三章:我可以不说,我可能说错,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从那时到今天,北京上头从来没干预过我说什么,只是下面自作聪明的人无数。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在《信报》动笔写后来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跟着的结集是《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过程中査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寻资料的助手。北京上头提供两位,不仅由他们出钱,而且我要在内地考查什么他们立刻处理。不是很舒适的考查。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不清洁,让我有卧薪尝胆的感受。我在首钢讲话时,建议中国的发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他们不同意,但后来北京还是依我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厦门,一位姓习的副市长请我和太太在鼓浪屿的一间古老的大宅的后园进午膳,谈得好,过了两天习先生又再请我俩进晚膳。考察温州时,那里的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倾谈到凌晨三时,该市长叫人拿出纸笔,请我题字。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写下“雁荡奇峰高千尺,尚有温州待我情”。 当年在内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作点建议,可不是一律愉快。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参观一间国营的制药厂,在他们接待的会议中我直指他们漠视市场的引导不对,吵了起来。带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替我们缓解气氛,今天还健在的王丽莉当时也在座,会记得这件事。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科斯与王宁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变革中国》有那么大的分离。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我却凭实地考察。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 地价、科技、恶法 回头说深圳,二〇〇六年初我见到那里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其图案反映着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得到启发:资金的回报是利息,劳力的回报是工资,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除研发者的收入,是跑到地价那边去。炒买炒卖的楼价(源于地价)上升其市价的方差会比较大。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无可置疑,自新世纪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二者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政府干预劳动或生产要素合约,这市场的交易费用必会提升。为了减低这交易费用的提升,工厂纷纷拆小,或搬到越南等地,或干脆关门去也。回归故里的劳动力不少,而为了生存工厂多安排生产线,要工人操作不停,学不到工业运作的商务知识。近几年,本来因为该劳动法而变得一片萧条的东莞,因为华为扩展到那里而见到起色。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因为该市有华为、腾讯、大疆、顺丰等,走的是科技较高的路线,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较小。我曾经建议采用以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来退出劳动法,即是工人与雇主之间如果有私订的合约,可以退出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合约退出的方法源自英国,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曾采用。今天,如果中国的劳动市场采用此法,经济会立刻上升。 是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回顾中国开放改革的四十年,可取的经济政策大多是炎黄子孙自己想出来,但对经济为祸不浅的一律是从国外抄回来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从外间百鸟归巢地抄;社保抄美国,搞得一团糟(北京可以考虑抄香港或新加坡的有清楚权利界定的强积金);不久前推出的复杂新税制也抄自美国(北京应该抄香港)。崇洋媚外明显,但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复杂呢?我想到的一个答案,是开放改革了约二十年后,中国的利益团体增加了不少。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得有看头的国家必会遇到的沙石。 东莞的存在有决定性 地理的形势非常好当然是深圳发展得有看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东莞就在隔壁。东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区,不是温州那样专于小商品,不是苏州工业园那样名牌满布,不是阳江那样专于一两项行业。东莞(某程度也要算进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我认识不少在东莞设厂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个造玩具,一个造模具,一个造餐具,一个造展出架。他们做得辛苦,但从他们那里知道,在东莞,厂与厂之间,厂与山寨之间的互相发放的方便是我平生仅见。我也对昆山这个大名的工业区有点认识,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抛光蜡厂是在昆山。昆山多是台湾客,厂家一般专于自己的名牌,但论到行业的多元化与工作的互相发放的方便,东莞冠于地球应该没有疑问。 我肯定地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东莞一间工厂专业员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资,约美国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东莞的工业最低市价工资是远高于我也知道的江西与河南等地——高一倍多。这是地理的位置之别使然。 国际的工资比较 拿着东莞的一个劳动员工的最低市价工资(包括食宿)在国际上比较,东莞约美国的三分之一,约欧洲的先进国家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又倒转过来:印度的工厂员工的最低工资,约东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约东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约东莞的五分之一。换言之,从国际工业产出的最低层的市价工资看,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喜欢用这分水岭来衡量国际上的工业产出竞争,大概的产品胜负可以算得快。 让我解释清楚一点吧。目前东莞的工业的最低市价工资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跟发达国家却最少是一与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阔度差距。把这分水岭强行收窄,中国的工业就会转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我们希望这阔度收窄,但要由阔度更大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十一年前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得那么厉害。经济学不是深学问,只是能把几个简单原则用出变化的学者凤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这优胜之处会因为工作人员的知识层面的提升而逐步减少。换言之,工作人员的知识愈高,深圳与西方的先进之邦的工资差距愈小。升到最高的世界级人马,深圳的工资却又高于西方的先进之邦了。 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 是在上述的局限下,遇到这些日子美国推出的贸易战,我几番建议中国要立刻推出零关税。我构思的战略,是先从英国入手。该国历来近于零关税,中、英互相零关税,英国当然会开心得笑出声来,何况他们目前遇到的脱欧困境,中、英实行零关税会解决这困境的所有问题。这是雪中送炭了。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对欧洲的先进之邦说大家一起零关税,同时也要求他们抽英国零关税,他们一定会接受。这里我要强调,中国进口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这是我知道的中国:有任何麻烦手续利益团体会出现,要搞什么关系货品才能过关。这不是零关税。进出口的手续中国要学香港那么简单。 中国抽零关税会震撼世界。想想吧,虽然中国还算不上是一个富有国家,但市场大得离奇。如果我们不算那些价值奇高的高科技产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持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有这样的优势当然有话事权了。所以我认为目前中美的贸易战很有点无聊。是的,我绝对不认为中国免税买进欧洲先进之邦的名牌珍品有任何害处。劳力士手表的真货今天的市价是内地倍于香港。内地免税进口劳力士,也是中国的香港人会到深圳来购买。购物天堂转到内地,香港会怎样?经济调整的弹性香港历来冠于地球,中国的大事开放国际贸易香港人会找到他们的门路,何况他们做劳力士的中国代理会赚得更多!不止此也,我主导了香港的经济学高考三十年,那里的商、政人士不少是我的学生,他们不会那样没出息。说不得笑,当年我在香港主导的高考今天在维基百科有介绍。 是的,我认为如果中国与西方的先进之邦提出互相零关税,特朗普的天才会变为泡影。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多少像法国香水或劳力士手表那样的名牌消费品。他们有飞机,有农产品,有先进的医疗药物,也有比中国高明不少的大学教育。让美国以出售知识来赚取中国人的钱,不是皆大欢喜吗? 二十世纪的两大商业发明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价值连城的科技发明,皆出自该世纪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导致今天盛行的数码科技与产品。其二是双螺旋的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的医药发展。二者皆以人多好赚钱。 在数码商业这方面,中国做得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朋友们一致说用数码付账的普及中国自成一家,而深圳的项目如速递、网上游戏,什么智能工具、无人机等皆可观——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医疗仪器。从数码协助商业的用途看,因为多服务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是零,中国因为人多今天占了先机是理所当然的。 困难是第二项二十世纪的重要商业——基因的研究带来的医药发展。这方面中国远为困难。这是因为数码商业的表表者要讲够聪明,但不需要读很多书,二十岁出头可以是能手。医药呢?要成为世界级的人马三十年寒窗苦读是起码的要求。这方面,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不少中国的学子在美国学有所成,听说不下三千个,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回归。在生物与医药这些方面我知得比较多,因为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皆以此为生计,听说今天他俩属世界级人马。 从我自己的专业看,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学教育与研究重要,愿意花很多钱,中国的学子够聪明也没有疑问,只是大学的制度办得不好。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科学与文化》的书,作了解释,也作了建议,可惜北京的朋友不重视。 没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害 是一个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但确是发生了。深圳的有利之处是天时地利之外,深圳本土没有深圳人——今天可能一个也没有!美国有种族歧视,那里的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上海说不上有多少种族歧视,但或多或少他们歧视不是上海人。今天的深圳没有深圳人,歧视的问题不存在是一个难得的优胜处。这优势带来的不幸,是深圳不仅没有自己的文化,连中国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类历史上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经济发达而文化尘下的地方。不仅深圳的多间博物馆一律没有看头,那里的音乐厅、剧场等,其层面皆与上海或北京相去甚远!目前看深圳的经济发展,没有歧视的利是高于文化欠奉的害,因为我们见到举世的企业家都跑到深圳来看看究竟是发生着些什么事。 解除汇管是前海的前途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深圳的前海。这话题非常重要,因为据我的理解,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当然,没有这样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可以推出去,但由北京的央行看着前海不仅有助,而且会有较大的作为。 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任何货币在国际上要替代美元美国一定反对。这反对是合情合理的。从我知道的经济学衡量,美国今天搞的贸易战属无聊之举,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不会有助。然而,人民币推出国际,某程度一定会取代国际上的美元。你在市场卖花生,我也在同一市场卖花生,大家的利益怎会不出现冲突呢? 印制钞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可以接受多少你就赚多少,打回头你就赚了利息。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国际上不普遍地接受人民币不成话。但真的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是必需的。我们也要注意,美国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原因是国际接受美元,他们不需要有外汇储备。不久前看资料,在国际上的美元储备约百分之六十二,人民币只约百分之二。那么大的分离对中国的外贸发展不利。 中国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推出国际这个观点,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就说要办。当时弗老可没有想到上文我提出的卖花生的问题:人民币被杀下马来可以是灾难。几年前,前海试行解除外汇管制——这是人民币推出国际必要做的——一下子央行的外汇储备流失得快,上头鸣金收兵。 经济逻辑是这样的。一、人民币要大事推出国际,全面解除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二、解除汇管的初期,央行的外汇储备会流失,也一定。三、外人接受人民币,央行的外汇储备会回升。四、调整人民币的进出口与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法门,是调校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因为上述,人民币还远没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国际要先下一个锚。 说货币想到弗里德曼 已故的二十世纪的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时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也同意人民币要下一个稳定的锚。但弗老又说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找到一个交易费用够低的锚近于不可能。在人民币下锚这个重要话题上我想了多年,终于想出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这个交易费用近于零而又是万无一失的方法。是朱镕基总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处理好当时溃不成军的人民币给我启发的。这方法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过多次,网上有载,这里不再说。(按:无锚货币称fiat money,人民币今天是,美元也是,但后者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是。港元一九七一年之前有锚,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之后也有锚,七一至八三没有。小经济易下锚,大经济难找锚下。这个不简单的问题当年我跟香港的前后三位财政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英国央行的首席顾问、弗里德曼等人有深入的争论与研讨。) 我不同意弗老的只有一点。我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贸易或投资,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也用作调控经济。按我提出的下锚方法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要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也要让中国的利率自由浮动。我也认为依我说的方法,下了锚,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其成果会比大家想象的来得快,来得大。这是因为满布地球的有点钱的炎黄子孙无数,人民币的币值够稳定,给祖宗一个面子何乐不为? 深圳是个现象吗?应该是。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不管用哪个法门,一定是。  


《经济解释》二〇一九增订版后记

(按:从二〇〇〇年起,我用了十九年写《经济解释》,香港与北京两地皆发行,三卷变为四卷再变为五卷,其版次与刷次算不清楚了。这次中信出版的应该是最后的版本。在最后的卷五我加上如下的后记,略说一下这艰巨工程的历程。)   二〇一九年二月的某天晚上,我无意间读到关于老人痴呆的医学文献,知道这种不治之症通常起于一个人的六十五岁左右,而就是没有这种病,人在六十五岁左右其记忆力会逐渐减弱,因而某程度上会影响这个人的推理能力。 上苍对我格外仁慈可以肯定,因为我是在二〇〇〇年,只几个月就六十五岁,才开始动笔写今天修为五卷的《经济解释》。不是我不知道人老了其智力会退化,而是我不知道通常的规律是六十五岁左右会开始减弱。 曾经提及,一九五九年的秋天,近二十四岁,我才有机会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本科。急起直追,八年后写好《佃农理论》这个博士论文,在芝加哥大学作了一年博士后,一年助理教授,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几个月后那些正教授们无端端地一致投票升我为正教授。 当时华大的社科院院长贝克曼与经济系主任诺斯不约而同地对我说,算文章数量与论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这些当时开始盛行的衡量准则,皆与我无干,我只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研究。结果是我在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三年发表的一系列英语文章,今天一律成为经典。没有大红大紫的,但数十年过去,还有不少人提及。被引用的次数只是差强人意,但西方的大学的经济读物表,出现最多的是我的作品——好比俄勒冈州一间大学的经济研究院的一份读物表,推荐的五十一件作品中我占其九。 一九六九年我离开芝大的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学术气氛过于热闹,而我是个喜欢独自思考的人。相比起来,西雅图的华大是一个宁静的地方。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看看母亲,也到那里的众多小市场与工厂视察。当时我已经被西方的行内朋友认为是经济学中最关键的价格理论的一个人物,也被英国的一份刊物选为欧美经济学者足球大赛中代表美国的一位后备前锋。然而,该年暑期的香港之行,在市场与工厂见到的现象,十之七八我没有解释。我想,一个物理学博士见到日常的物理现象不会那样无知,但经济学怎会是那样不管用呢? 是这个有震撼性的经历使我决定不再读他家的作品——认为是读够了——需要集中地想自己的。西雅图华大的同事,尤其是诺斯、麦基、巴泽尔这三位,一致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唯一可以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他们也认为经济学的整体太不成话,其解释力跟自然科学相去甚远。 我曾经提及在洛杉矶加大时是那里的经济系的黄金时期,在芝加哥大学时也是那里经济系的黄金时期。今天回顾,对我日后从事的经济学风格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当年在加大的卡尔纳普与布鲁纳这两位精于科学方法的逻辑大家。跟着到了也重视科学验证的芝大,我不仅对假说验证的方法知之甚详,而且坚信“看不到则验不着”这个简单的重要哲理。这哲理可能就是今天被外人称为“华盛顿经济学派”的中流砥柱。后来获诺奖的诺斯曾经写下,我是西雅图华盛顿学派的创始人。 大约一九七三年,一间大名的出版社的经济主编找我,给我优厚条件,要求我写一本关于经济学整体的书。他说明不需要经过外人评审,我要怎样写都可以。当时我不打算写什么巨著,但在他的要求下,我还是给了他一个书名——Economic Explanation(《经济解释》)。是的,从那时到今天,我认为除了解释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没有其他好去处。 不同类别的经济学我学过不少,回归统计也曾经是个专家。但解释现象可不是那么容易,更不是什么统计出来的数据关联那种往往是自欺欺人的玩意。我追求的是在复杂世事的变化中,用简单的理论推出可以验证的因果关系。走这样的路,从复杂的世事推出简单的因与果,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事实观察,不断地验证,才可以把几个简单的经济原则用出有深度的内容,才能把这些原则用到虚无缥缈、得心应手之境。 纯为兴趣做学问,不断地追求,是学问思想可以历久传世的基本要求。这些,任何有识之士,只要愿意付出代价,都可以做到。还需要的可不是什么创见,更不是发明什么术语,而是思想要有一个奇异的层面。我用心写下的英语文章传世逾三十年,今天可以确定。《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年发表,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在。今天八十三岁了,脑子还可以想是上苍的照顾。然而,这次再修为五卷的《经济解释》,应该是最后的二〇一九年的版本。为恐修改坏了——这是经济学者中常见的不幸——我每章易稿都征求一些朋友与同学的意见。他们读后说是改进了我才放心。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匆匆地补加这个后记,解释当年为了要累积真实世界的现象观察,我耐心地等到退了休后的二〇〇〇年,六十五岁,才大兴土木,动笔写《经济解释》。当时我可没有想到脑子会老化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老人痴呆或脑子老化,根据医学的考查,六十五岁是或然率最常见的不幸转捩点。 上苍就是这样帮忙,甚至在摄影、书法、散文、收藏等事项上也帮忙了不少,让我不枉此生。有这样的际遇,《经济解释》当可历久传世。  


任正非是今天的哈代吗?

历来少见媒体的任正非先生,最近连续两次见了。他说得好,我徘徊于他说的字里行间,若有所悟,对一位同学说,任正非是二十一世纪的哈代。经过解释后,这位同学同意我说的。 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1947)何许人也?他是英国剑桥的数学大师,著作等身,是中国数学家华罗庚的老师。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他发掘了印度的年轻数学天才拉马努金(Ramanujan)。拉马努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天才,没有读过什么书,自修学数,1914年寄了一些数学文稿给哈代,哈代惊为天人,力排众议,把拉马努金邀请到剑桥去。这个近于神话式的故事今天拍成了一部很好的电影。 说任正非给我的印象是哈代,是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哈代写了一本很小的算是自传类的书,题为《一个数学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在该书的开头哈代说了一段话很有名,常被引用。虽然他的英文是好的,但因为哲理湛深,不易懂,我在这里先附录他的英语原文,然后再翻为中文给读者吧: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 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 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 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 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 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plain. Exposition,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翻译过来的大意是: “一个职业数学家写关于数学的事是悲哀的。数学家的本分是做点什么,创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数学增加一点,而不是谈论自己或其它数学家做了些什么。政治人物鄙视评论政治的人,画家鄙视艺术评论者,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数学家通常都有类似的感受。没有任何嘲笑,能比创作者对解释者的嘲笑来得深奥,或在整体上更为合理。阐释、批评、欣赏,都是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 哈代是说作为数学家,他只是要在数学上作出一点贡献,批评或赞赏的人很有点无聊,属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为什么我想到任正非那边去呢?因为在媒体的访问中,他说得清楚:“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我们不需要漂亮的财报。如果他们不想让华为进入某些市场,我们可以缩小规模。只要我们能生存下去,养活我们的员工,我们就有未来。” 大家知道,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任先生曾经被人拍摄到排队轮候的士、坐地铁,对物质的享受没有多少兴趣。不同的是,哈代从事数学研究只需要一支笔及一些纸张,但任先生从事华为那种行业的研发需要赚不少钱才有可为。华为去年的研发开支高逾人民币一千亿,拥有八万七千多个授权专利。行业不同,资金的需要有别。但赚钱永远是那么困难,何况华为参与的行业不像房地产那样可以凭有利的时间与地点而赚得需要的资金。无可置疑,今天的华为是一个现象。 我自己从事的经济学研究需要的资金微不足道,但要比哈代只需要一支笔一些纸的金钱成本多一点。在美国时我几番获得那里的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但今天回顾其实用不着那么多。从1982年回到香港任教职到今天,我把稿酬与出书获得的版税全部给予协助我找寻资料及整理文稿的朋友,足够。华为需要的研究资金是天文数字。然而,归根究底,哈代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么,我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么,任正非为的也只是要做出一些什么。借用王羲之的话,其致一也。 是不容易明白的行为。我要等到自己退休的2000年才开始动笔写我在1970年就决定要写的《经济解释》,因为我要累积关于真实世界的现象。我历来认为最愚蠢的经济学者,是那些试行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等到2000年六十五岁才动笔,是最后的时间了。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我要花上十九年。快要在中信出版的《经济解释》的新版,分五卷,应该是最后的了。记得有人说过,一件艺术作品是永远没有被完成的,只是被遗弃了。快将出版的五卷《经济解释》算是被遗弃了吧。我恐怕再改下去会改差了。一些朋友把自己的大作一版一版地改下去,最后是改差了的。 我自己日暮黄昏,但任正非只七十四岁,来日方长。我希望任先生不要管他人怎样说,因为哈代说得清楚,“没有任何嘲笑,能比创作者对解释者的嘲笑来得深奥,或在整体上更为合理。阐释、批评、欣赏,都是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 说起来,任先生可能比我晚一辈。我是这样算的。哈代的后一辈是他的学生华罗庚,后者与陈省身同辈。陈省身的后一辈是丘成桐。后者今天七十,与任先生应该是同辈。经济学家中与哈代同辈的我想到弗里德曼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与科斯的老师普兰特(Arnold Plant,1898-1978)。虽然弗里德曼与科斯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我和他们应该是同辈。这是因为虽然我二十四岁才进入大学读本科一年级,但三十二岁写好《佃农理论》后,弗里德曼、科斯、斯蒂格勒、阿罗、约翰逊、诺斯等人喜欢跟我平起平坐地研讨。我曾经说过,我是有机会跟二十世纪多位经济大师交往的最后一个人。经济学者长寿,无端端地把我的辈分抬高了! 话得说回来,尽管我认识的世界级学者一律智商高,用功,分析力强,但算进事业的难度论高下,我们没有一个比得上任正非先生。  


德姆塞茨在经济学的贡献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德姆塞茨谢世,十三日我写此文,忆往事,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初期发展作了些片段的解释。) 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2019)谢世了。因为他是新制度经济学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少同学希望我能说一下他在这个范畴上的贡献。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经济本科的,一九六一学士,一九六二硕士。那时德姆塞茨在该校任教,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改卷员。此君善忘,后来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曾经为他改过试卷!其后他转到芝加哥大学,受到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赏识与科斯(Ronald Coase)的影响,成为大师。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跃进是源于一篇一九六三年他写成的五十多页的长文稿,后来分为两篇在学报发表。该文稿他寄到洛杉矶加大给我的老师阿尔钦(Armen Alchian),阿师偷偷地给我看了,因为德姆塞茨说明不能让外人看。 这篇文稿对我的影响很大。德氏加进交易费用,把帕累托至善点再阐释,带来了一番新天地。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解释清楚德姆塞茨在这方面的贡献。这例子是我从他的论点想出来的。我们到餐馆吃自助餐,支付一个固定的餐费后,吃多吃少餐馆完全不管。于是,一位顾客会吃到最后一口对他的价值是零,但这最后一口食品的成本可不是零。边际成本于是高于边际用值,传统的观点会说这是浪费,违反了帕累托至善点。但德姆塞茨说如果引进监管顾客食量的费用——这监管费用属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但自助餐不用支付——帕累托至善点可没有被违反。这是因为节省了的监管费用大于食品的边际产出成本超出边际用值那部分的浪费。换言之,如果引进交易费用,传统的违反帕累托至善点不能成立,而正确的帕累托看法是要加进这交易费用才对。 德姆塞茨无疑是对的。但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的结论中说得清楚,如果我们引进所有无可避免的局限,帕累托至善点永远达到满足。换言之,不能满足帕累托至善点的情况,是源于我们漠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或交易费用。在好些问题上,我们解释一个现象,不需要引进所有的局限,因此会出现违反帕累托至善点的情况。这违反可不是真实世界的实情,而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人不需要引进某些与解释现象无关的局限。 我奇怪德姆塞茨没有看到我提出的观点。他差不多所有的文章都是批评政府的干预,但政府的存在是因为一些无可避免的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而起的。无论执掌政权的人把人类弄得多么悲惨,甚至人类毁灭自己,只要我们能引进所有的局限,帕累托至善点怎可能被违反了呢?违反帕累托至善点的存在,用德姆塞茨的思维推理,只能源于我们漠视了某些局限或其转变。德姆塞茨的整生都在说市场经济怎样好,政府干预或主导怎样不好,但依照他提出的帕累托至善观点,要引进有关局限作阐释,他的作品难以自圆其说。科斯曾经对我说,文字的表达没有谁写得比德姆塞茨更清晰。这点应该对,问题是,如果我们依照他一九六三年的雄文提出的帕累托至善点的重要新阐释,他后来写的无数批评政府的文章皆不容易自圆其说。 经济学者批评政府常有,也容易,但从有解释力的科学角度看,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关心的是问为什么一个现象会发生,不要问一个现象的发生是好还是不好。后者是价值观的问题,与科学解释无关。所以我认为德姆塞茨是走错了路向。好比他批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与阿罗(Kenneth Arrow)等大师的关于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的传统观点。这观点说如果增加产量而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话,自然垄断会出现,政府要干预。德姆塞茨反对,举出如下的例子:一间制造汽车的铁块车牌的工厂,数量越多每块车牌的成本不断下降,这是自然垄断,但政府无需干预,因为还有其他竞争者。然而,我认为这间车牌制造厂的产品平均成本不应该以每个车牌算,而是要用每次开机的成本算。以后者算,这间工厂的平均成本就不是不断地下降的,而是碗形。经济学要问的是为什么,不要问好不好。 经济学者对世事知道得不多,批评政府容易,批评市场也容易。如果经济学者完全不管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只是集中于解释,为什么工厂会那样运作,为什么市场有时会那样离奇,为什么政府要左管右管——只要能引进有关的局限转变,求得可以验证的假说,作了解释,那就是经济学者可以做而又应该做的事情。至于什么有益社会,什么可以改进民生,是主观的问题,与科学的要求是扯不上关系的。 我也要提到在我的《佃农理论》的第四章,后来又独立以文章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其中我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概念。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老师阿尔钦到该校访问,跟他进午膳时我提出两个人抬石头下山的例子。甲、乙两个人一起抬石下山,其重量比两个人各自抬的加起来为大,但在抬石时,甲会卸责把石头的一些重量推到乙那边去,同样乙也会如此。所以两个人抬石下山的重量是会低于他们不卸责的重量。但一定会高于他们各自分开抬的总重量,因为如果他们分开抬的总重量高于一起抬的重量,他们不会一起抬。那么在有卸责而又一起抬的情况下,其重量是怎样决定的呢?换言之,如果分开抬,每人每次可抬100斤,如果没有卸责两个人一起抬可达250斤,在有卸责的情况,我们知道两个人一起抬的总重量会是在200与250斤之间,比如是230斤。这个重量是怎样决定的呢?阿师当时答不出我的问题,如果没有引进很多人抬石的竞争,这问题到今天我还没有答案。 这个抬石例子没有引进我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但卸责(shirking)这个今天看因为无从观察因而没有什么用途的理念,是在该文提出了。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机构组织的雄文,以卸责(shirking)为主题。这篇文章大红大紫,是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历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我自己认为因为shirking无从观察,这个理念没有用途,所以再也不用了。可惜shirking自我提出之后不胫而走,影响了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雄文,跟着又影响了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的发展,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了。这是shirking带来的大悲剧。可惜少人知道,阿师在谢世前几年,认为他跟德姆塞茨合著的大文是错了。 还要顺便一提的是Klein、Crawford和Alchian一九七八年联名发表的一篇关于vertical integration的文章,其中提出敲竹杠(hold-up)的属于shirking那一类的无从观察的术语,也是大红大紫。该文提到因为有敲竹杠的问题,石油公司不会租用输油管,要自己建造,但会租用运油船。当时我是加州标准石油的顾问,对石油的运输知之甚详,对他们说石油公司喜欢租用油管,但拥有自己的油船队。他们只是把石油运输的例子删除,其余不改。 一九七六年我作加州标准石油的经济顾问,两年后该机构问我要不要多聘用一位经济顾问,我建议德姆塞茨。他们很高兴。为标准石油我写了两份加起来逾两英吋厚的关于石油合约的研究报告,阿尔钦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精彩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德姆塞茨也几番对外人提到这两份报告。 说到今天不少同学有兴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年岁的长幼排列,有关的几位的贡献大概如下:戴维德的贡献,是问为什么会有捆绑销售这个怪现象。科斯的贡献,是问权利界定与交易费用的关系。阿尔钦的贡献,是问价格的用途是什么。德姆塞茨的贡献,是问帕累托或有经济效率的至善点要怎样阐释才对。张五常的贡献是问合约的用途是什么与为什么合约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在知识的茫茫大海中,上述五者的贡献微不足道,但说不定皆可传世!有机会传世,因为这些问题要不是没有前人提出过,就是提出过但答得不够深入。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德姆塞茨和他太太到上海一行。我和太太跟他们相聚了两天,甚欢。  


从华为事件想到的

最近发生的华为事件使我心境难平。不仅我这样,朋友之间也这样。从西方的舆论读到的,有如下几点: 一、华为卖给伊朗的产品中,有美国的零件在内,是以为罪。这样的罪名在美国本土之外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也有人指出,如果从外间输进伊朗的产品,有美国制造的成分在内是罪,无数国家也犯了这个罪。 二、小题大做。加拿大政府早就知道,为什么不跟中国的驻加领事打个招呼,让小事化无?要是什么严重的罪行当作别论。 三、中国人买起加国的物业,增加该国不少税收,也是该国的农产品与原料的大客户,为什么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而弄得这么糟?看来加国的政客的智商有点问题。 四、舆论说,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协助美国与中国快将举行的贸易谈判。但我想不到在哪方面可以协助,何况北京历来是吃软不吃硬的。 五、整件事的唯一获益者,应该是华为。一般的言论,对华为的产品评价实在好。我们不容易想象有更震撼的免费好广告。有说美国要打垮华为,可能是,但这次看来有反效果。 六、孟晚舟女士的表现从容得体,很多朋友都这样说。因为这件事的发生,我参阅了一些关于任正非发展华为的故事,知道他处理的研发与制造的行业难度极高,打进国际非常复杂。他竟然能做得那么好,是异数。 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事件的主要受害者应该是苹果,因为不少使用苹果手机的炎黄子孙转用华为。 八、据说美国还没有交出华为的罪证,若如是,加国把孟女士释放,说声对不起,不是很恰当吗?  


从生物的起源与演进说今天基因工程的争议——复两位教授

既然你们论及,让我简略地说一下我知道的关于生物的起源与人类的发展,分点如下: (一)生物的起源一定要有氨基酸。多年前一位科学家证实,有海水加上行雷闪电,氨基酸会在海水中出现。此君为此获诺贝尔奖。 (二)第一个生物细胞在海水中出现的难度,当年一位专家教授对我说,等于用一万块砖头抛上天,掉下来刚好砌成一间屋。近于不可能,但机会不是零,而地球有数十亿年的时间,不断地尝试。 (三)只要有一个生物细胞出现,而这个细胞可以繁殖,跟着经过不知多少个亿年的基因转变(mutation),不同的生物就出现了。 (四)适者生存不是达尔文说的意思,而是基因的转变让不适于环境的基因遭淘汰。最清晰的例子是长颈鹿,本来有长颈与短颈的基因,但因为短颈的吃不到树上的叶,遭淘汰,短颈的基因再不存在。换言之,适者生存要从基因的转变看。 (五)“人”的定义,是地球上唯一可以站起来用两只脚在地上行走的哺乳动物,pithecanthropus erectus是也。 (六)猩猩不能用两脚行走,但我不怀疑人类源自猩猩。猩猩的智慧高,懂得计算,虽然远不及人类。这跟《圣经》之说有别,但不是说没有上帝这回事。对宇宙的神秘有点认识的学者,不少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七)人类出现的历史只有几万年,在宇宙的时间表上只是一剎那。所有生物,从宇宙的时间看,其存在都是一剎那,只是有些生物存在得较为长久。人类将会灭绝是早晚的问题,这是生物的宇宙规律。这里的关键是人类的脑子冠于所有生物,会否因而出现一个永不灭绝的情况不得而知,也可能有朝一日,人类因为脑子了得,用今天大吵大闹的基因研究而把自己改变,成为另一种非人的人,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地认为,人类可能因为自己的智商奇高,武器发达,互相残杀而毁灭人类自己。 (八)人类脑子想出来的医疗长进,导致人类的寿命增加不止三十年,但这脑子发明的武器,却在毁灭人类。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出现着这两方面的矛盾。这是我在《经济解释》写自私那一章转向悲观的原因。 (九)有智慧的人类(homo sapience)有不少不同种族,其智商的高下不同,正如不同种类的犬的智商有很大的差别。昔日发明半导体的一位大师说,亚洲的孩子天生最聪明,非洲的黑人最蠢。这些话当然给外人骂个半死,但可能对。 (十)我认为人类的脑子有三种功能。其一是记忆力,其二是想象力,其三是推理力。爱因斯坦说最重要的是想象力。这方面,从中国历代诗人的作品看,炎黄子孙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可能冠于人类。可惜中国人的推理能力是太差劲了!我认为中国人的推理能力弱不是天生的,而是传统的礼教、学而优则仕与今天还不幸地存在的所谓思想教育使然。 (十一)我同意不同种族的人类的智商有别,也同意智商的高下有很大的遗传因素,但不认为家境较好或学识较高的家庭的孩子,同种族的,比较聪明。十多年前我跟进过中国的农家的穷孩子,认为他们的先天智商跟有识之士的没有分别。 (十二)从多种出土文物中,我非常欣赏炎黄子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智慧,但认为不一定比得上小小的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然而,客观地看,没有中国在上古时期的金属变化的发明,英国很可能不会有什么工业革命。当时的英国,在经济学上出现了斯密、李嘉图、米尔;文学出现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物理出现了牛顿;生物出现了达尔文;艺术出现了脱尔诺……。中国的人口比英国的多出无数倍,竟然没有出现过一个这个水平的大师!是的,像李白、苏东坡等人的天赋无疑盖世,但从作品的斤两衡量,我们确实是输了。有点不服气,我花了十八年时间写下五卷本的《经济解释》,自觉可把斯密比下去,可惜日暮黄昏,是成是败我不会见到。 (十三)我可以肯定,在科学的造诣上,中国远不及西方的佼佼者,不是基因或种族的问题,而是制度与教条等危害的效果。证据是只我们一家就出现了三个——我的外甥、儿子与我——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历史可载的高人,但机会不是零。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学问上的位置,外甥知道他的位置,儿子也知道他的位置。这类判断外人不容易,但从事者达到某层面自己会知道。我可以只听一个经济学家说几句话就知道他是站在哪个位置;我的外甥听他人说细胞,我的儿子听他人说白血病,也立刻知道这个人站在哪个位置。 (十四)今天大吵大闹的基因工程有机会改变人类,信奉基督教的人不会赞同,因为《圣经》的一个阐释,是上帝造人有专利权。问题是,阐释《圣经》,我们也可以说,既然改变人类的人类是上帝造出来的,那么因为基因的改变而出现的怪人也是上帝的主意。我自己出生不到一个月就成为基督徒。今天我欣赏基督教,喜欢圣诞歌,童年时圣诞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可惜我曾经认识的一些人,因为信教过度而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宇宙与生物的存在是深不可测的学问,人类的天才只可以猜测,说是理解一切是狂妄的想法。我自己希望能久不久到教堂安息一下,但今天的教堂改变了,再没有昔日的安息感。  


别无选择,中国的大学要大事改革

一位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作者Chi Wang,内容是说他曾经在美国华盛顿两家政府机构工作了五十年,认识好些政要,知道他们一向支持及同情中国,但近十年的情况改变了,对中国的友善不再。我没有理由怀疑此君说的。好些报道从其他角度说的也是类同的话。 今天,不少报道说,中国学生去美国求学,签证往往被拒,有些暑期回家探亲后再去美国时不获签证,有些每年的例行续签也遭否决。看来是跟某些科目有关,但也不一定。这样看,要申请到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将暴跌,因为读到中途不获续签对学生是灾难! 美国的大学本身当然欢迎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一般好学,而收取外来学生的学费,以公立的大学来说,通常远比美国本土的学生高。我大约地估计,是三个外来学生的学费可以养起一个助理教授,而一个助理教授通常教约十个full- time equivalent的学生,所以校方是赚了七个学生的学费。当然,大学还有好些其他费用,但在边际上多教一个学生的成本低,外籍学生对校方的财政是有助的。 昔日美国的求学气氛 回顾历史,美国对中国是友善的。虽然百多年前的八国联军美国有份,但庚子赔款协助不少中国的学子到美国读书,培养出钱学森、杨振宁、陈省身等高人。美国本土有一个大麻烦是种族歧视,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然而,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五年,受到的种族歧视不严重。另一方面,在美国我受到多位经济学大师的指导与关怀,使我终身感激。当年美国的师友对我思想的重视,远超我一九八二年回港后遇到的。是的,当年在西雅图华大讲课时,系主任诺斯坐着旁听,不是监管,而是做笔记。其他同事和我天天研讨,谁对谁错没有谁管,真理的追求就是那么愉快的事。杨怀康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过西雅图华大,见过当时那里的热闹。 早年我在香港读书失败,但美国那边却欣赏我那想得快想得怪的本领。考什么公开试我无法过关,但在洛杉矶加大考四科博士笔试,其中一科的教授多年后对我说,他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在说什么,考虑良久还是给我个第一算了。环境适当,求学是一种享受。 同样,一九六六年春天我提交的十一页纸的《佃农理论》的初稿,在加大研讨时在座的数十位教授与研究生一律说我错,吵了几个小时。该晚十一时多,我挂个电话给老师赫舒拉发,问他我的论文建议是否要放弃。他说:“你说什么?那是我平生见过最好的论文。”过了一天,另一位老师阿尔钦给我电话,说要在他的研究班上讨论我那十一页纸,一个月后他叫我动笔。要是在今天的中国,我的《佃农理论》不可能写出来。当年老师教的真理追求的意识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学,后来科斯的回忆写下,我吸收了八位大师的思考方法。他说我不是仿效,而是吸收了然后发挥自己的。今天,我怎可以说美国对中国人不好呢?种族上的歧视当然有,在学术界不严重,大可置之不理。 一家两代的故事 我的外甥及自己的儿子在美国求学的运情也差不多。这个外甥当年虽然在香港的中学成绩不错,但没有大学收容,我带他到美国去跟我求学。我给他定下来的规则简单:周末不准读书,要陪我去钓鱼。教他的主要是一项:写博士论文时一定要跟一位世界级的大师。从本科一年级起,只六年此子获博士,今天他属一掌之数的生物细胞大师了。要是获得诺贝尔奖我会敲榨他分我一半。 我儿子的故事雷同。我教他不要管中学成绩,不要管那些进入大学的公开试,因为他在美国出生,入大学容易。从来不管他的读书成绩,只是知道本科毕业时他在整级考个第一。他自己不知道,而我懒得告诉他。教儿子,我又是说写博士论文时要跟一个世界级的。他当然受教,可惜在研究院他修的是两个博士一起读的课程,难度大,害得儿子吃得太多,变得太胖了。今天,儿子从事西药的研究,是商业的那种,获诺奖的机会小很多,但不是零。我的女儿在美国的读书成绩跟她哥哥差不多,但本科毕业后她不要再读下去,是她的选择,我尊重。 上述是我家的两代人在美国求学的经历。说美国人善待炎黄子孙是对的——撇开一些无聊又琐碎的种族歧视,实在好。说实话,从求学这方面看,中国人不会对我们那么好。可惜今天无端端地,美国对中国人不好了。我恐怕此“不好”也,会持续下去。政治多么可怕! 盗窃科技谈何容易 我曾经写过,开放改革前中国对外间的科技知识的所知是零,但在开放改革后,凭中外合资与以市场换技术这两个法门,中国学得快学得好。不久前北京取消合资的规限,做得对;但源自市场换技术的必须外销的来料加工还在,也应该取消,因为今天要多引进外资。 今天美国再不欢迎中国的学子到那里求学。这些学子可以转到加拿大或欧洲的大学去,只是有些重要的科目,美国还是最高明。我不相信美国当局说的,中国频频盗窃美国的科技。当然不可以说完全没有,但industrial espionage这回事,四十年前我得到美国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作过深入的研究,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没有本领从事。偶尔的小偷当然存在,但专业性的工业盗窃谈何容易!一九八二年我发表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Economic Inquiry, January 1982, P40-53),读者可以参考。 引进人才的法门 那所谓“人才政策”——即是出资或较高的薪酬外聘科技学问人才——在内地的多个地区出现了好些年了。近几年从国外出高薪引进人才也明显。这方面,一个要点是开放改革四十年来,从中国到美国求学的无数,其中不少学得好。人才政策当然是想着这群人,但北京忽略了的,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不愿意回归,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接受中国的大学制度与运作。他们不一定打算到大学工作,而是任何在知识上有成就的人,喜欢在有上佳大学的邻近工作。物以类聚,人以类聚,知识也类聚。 大家知道北京当局是花着巨资支持大学教育的。然而,今天中国大学的运作,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准则衡量,实在太差劲了。无谓的约束太多,课程的规限太紧,创意不受重视,而政治上的思想教育,从外间回归的知识高士没有兴趣,且往往有反感。这些日子,网上的讯息是国际性的,什么“翻墙”等玩意我这个老人家没有学过,但我认识的内地学生没有一个不懂。另一方面,美国的学术朋友指出,中国内地的大学要讲人际关系他们不能接受。 这就带到一个最难处理但必须处理的问题:言论的约束。我不是个信奉言论自由的人,我的老友科斯不是,我的老师阿尔钦也不是。四十年来,无论是讲话或文章,我肯定北京上头没有干扰过我,但下面却无数次!在今天内地的大学处理言论的约束下,世界级的教育是搞不起来的。需要怎样处理我不知道。从乐观的那一小角看,我可以指出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了我很多书,一个牵涉到内容的字他们没有改过。所以在原则上,大学需要的言论自由是存在着一个可以接受的空间。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把这空间放大一点。 都是越战惹来的祸 更为头痛的是算文章数量与论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这种无聊玩意,无疑是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现了某知名学报撤回一百零七篇中国学者的论文,牵涉到五百多人的导火线。这些行为当然不是中国独有,只是当年我在美国的追求真理的学术气氛下,这些行为不可思议。中国的大学要大事改进才有忠于真理的学术气氛。 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来衡量升职与薪酬这些愚蠢玩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战搞起来的,我知得清楚。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我问后来是林毅夫老师的约翰逊,在芝大升为正教授文章要发表多少。他说没有这种规定。我继续追问,最后他说,在芝大升为正教授不一定要发表过一篇文章,但不能一句话也不说。 那时越战开始了不久。一九六九年我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后,越战引起的学生动乱就频频出现了。加州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出现了炸弹恐吓事件,因为一些学生说该系没有聘用黑人作教授。在西雅图华大,校方要动用保护人员才让教授上学生人数多的课。在经济系内,一位年轻教授不仅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着胡志明的巨像,授课时他播放影片,不讲课。 当时美国的私立大学好过一点,但公立的助理教授则对正教授说:“你们这些老头子连数学方程式也不懂,为什么薪酬比我们高?”是在这样的大吵大闹的情况下,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的准则就出现了。这些闹剧公立的大学远比私立的为甚,因为私立的要交不菲的学费,乱搞一通学生的家长不会出钱。 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这些无聊的衡量学问高下的准则,在美国源于越战,八十年代后期引进香港的大学,再十年盛行于中国的内地。今天,中国内地比美国严重很多。学报的高下排列分明,英文发表胜于中文也分明。这种玩意导致多人联名发表,也有埋堆互相引用文章等离奇行为。听说在中国内地,一间大学的经济系出奖金人民币十万,另一间出二十万,给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学报》的文章。学术世界真的是变了。 大学改革有前车可鉴 我不知其他学者怎么样,但我自己在不自愿动笔的情况下写不出好文章。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图华大,过了三个月他们要升我为正教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系主任诺斯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分别告诉我,算文章多少这项玩意与我无干,我只做自己认为有趣的学问。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一个题材的思想成熟时,在半睡半醒中我会感到有点冲动,禁不住要在床上起来,坐在书桌前动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今天一律成为经典。 三年多前我在《信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制度与学术争取的文章,结集的书名为《科学与文化》,香港与内地皆出版。我对这本书满意,而在该书内我推荐历史学家何炳棣二〇〇五年出版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那本书。炳棣是我知道唯一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清华、六十年代在美国芝大的学者。那是清华与芝大的学术气氛最好的两个时期,难得炳棣能记录下来。 北京的朋友对大学的资助是慷慨的。他们提供的研究金令美国的学者羡慕。香港的几家大学收纳的内地学子的成绩,一般优于香港本土的,而香港本土的,以我所知为例,在美国一律读得好。美国今天歧视中国内地的学子,北京的简单应对,可按我三年多前出版的《科学与文化》的建议,或参考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大事改革中国的大学制度。                                                    (《中国经济的内忧外患》之二) 


中国经济的内忧外患

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妙,有些地区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也知道,幸灾乐祸,公开地说了些风凉话。 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不可靠有悠久的历史了。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约三分之一,这些“流民”的收入难算。其二是中国的农民不用付税,少了一项重要的资料。其三是地区的税收及一些其他数字皆用上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出现了虚报的情况。不一定是报高的。在上世纪困难的九十年代,朱总理说保八,我考查所得是报低了不少。地区干部不喜欢超标——所以超额不报——其理由何在读者可以一猜就中。 三项利好局限 在分析目前中国的经济困难之前,我要先指出几项有利的局限情况,今天没有改变。其一是中国的市场大,大得离奇,有助于经济学鼻祖斯密指出的大市场对专业发展带来的优势。中国的市场究竟有多大呢?最近网上出现这么一个观察:在刚过去的双十一那一天,只一天,中国人买光法国的牛油与西班牙的猪!有点搞笑,但人类文化五千年,只有今天的中国才说得出这样的笑话。 其二是中国的基础建设实在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不要问我是不是划算的投资:钱已经花去,这些基建的外部效应(例如带起地价)要怎样算不容易,而覆水难收的成本今天回头看再不是成本了。国债急升怎样看呢?基建投资的回报率(包括外部性)很难算得可靠。我的简单观察,是只要人民币的币值继续稳定,大家可以舒一口气。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国的基建绝少是垃圾工程。建造得快而好是事实,其他国家不容易见到。 其三是中国的商业天才多。大家熟知的名字这里不说了。 两项重要的商业发明 这里我要顺便指出,二十世纪人类有两项商业价值奇高的发明,皆源于该世纪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带来今天的数码科技与商业。数码商业的一个要点,是以人头的服务算成本,其边际成本是零。这样,大市场会有很大的发展优势。好些周游多国的朋友说,利用数码付账的频密度,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 第二项重要的商业发展,是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西方的医药研究的急速发展。数码与医药是今天商业价值最高的两个行业。性质很不相同。数码商业要求的是智商够高,但不需要读过很多书,行内的老板喜欢雇用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有关基因与药物的研发呢?三十年寒窗苦学是起码的要求。这方面,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我自己的儿子今天在美国算是卓然成家,其苦处与需要的际遇不足为外人道。我可以肯定,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培养不出这个水平的人才。是的,在药物研发这方面,今天的中国落后于印度是需要解释的失败。显然,中国的医疗制度要改,大学制度更要改。 局限不俗言论有变 在上述的算是很不俗的局限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是不容易解释的事。这困难不始于今天。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我在广州以《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怎样处理才对?》为题讲话,对中国经济的失望溢于言表,提出的十一项建议皆如石沉大海——尽管该讲话的文稿在网上读者多。 跟着中国的经济见不到起色。今年一月十一日,人民大学的周新城教授发表一篇建议“消灭私有制”的文章,无端端地烧到我这边来,指出一些我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事。为此我用心地写出《自私三解与市场应对》作回应。这篇回应写得好,解释得浅白,在网上风行。私产究竟是何物、市场的功用何在,是不可能解释得更清楚的了。 再跟着是风声四起,什么私营经济要离场,什么企业要民主管理,什么要回头搞公私合营等建议都有。哪些算是官方的言论我不懂。可幸习近平先生今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坚持要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十一月一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先生再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合约专家看新《劳动合同法》 内忧外患,后者当然是指国际贸易战与压制中国追求科技知识等事项。内忧是说中国自己主导的政策有失误。这里先分析内忧,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是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施行的新《劳动合同法》。该法今天还在,究竟修改过多少我没有跟进。当二〇〇七年十月我收到该法的九十八条版本时,知道该法是灾难性,跟着发表了十一篇文章解释,皆见不到效果。这次我把该法再提,因为意识到当时的解释不够清楚,何况当时该法对经济的祸害没有今天那样尘埃落定,大家看得清楚了。 让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曾获经济学诺奖的诺斯说我是“华盛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始创人,可能对。应该更对的是前经济学诺奖主席沃因说的我是合约经济学的始创人。沃因写下,合约一词在我之前经济学很少提及,在我之后就变得家喻户晓了。 一九六八年我发表《佃农分成》,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七二年发表《婚姻合约》,七三年发表《租蜂合约》,七四年发表《价管与合约的变动》……一路下来,到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与二〇〇八年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所有重要文章都跟合约有关。这些作品被引用的次数差强人意,但西方的大学指定为学生读物的,最多应该是我的作品。少人注意的,是我曾经花了美国科学基金不少钱,研究过难度高不可攀的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更少人知的是我花了两年时间研究石油工业的换油合约,可惜因为是收了石油公司的钱的顾问报告,不能发表。这报告当年老师阿尔钦细读后,说是他读过的经济实证研究最精彩的作品。石油行业的朋友称这报告为《圣经》。 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内推敲外间的世界,或用回归统计去分析那些不知怎样弄来的数字,或试图创立古怪的术语来混饭吃。作为学者,我要知道真实世界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考查蜜蜂的租用合约我要到果园研究蜜蜂怎样养怎样飞;考查石油工业我要到油田走,合约的真实版本挤满一间车房;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我追查过的法庭档案逾万宗。这些行为是当年几位学报编辑说史提芬的文章不用评审的主要原因。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当我说某些管制合约的法例对经济有严重的杀伤力,有关当局要注意我说的。在快要再版的《经济解释》的卷四中,我有一长章题为《合约的一般理论》,指出合约的目的是要约束竞争,如果这约束受到干预,会增加交易费用,而这些费用的增加够高会为祸整个经济。 公司与市场是同一回事 在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一文中,我指出公司也就是市场,只是合约的安排不同,也指出在产出的活动上,公司与公司之间是没有分界的。这些论点是否决了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当时我对科斯批评得很含蓄,他的旧文我尽可能指出可赞的下笔。在学术的研讨上我这样做当然不对,但该文是为科斯的荣休而写,是一篇要表扬他的文字。这是中国的礼教传统了。 公司是不同合约形式的市场。支持市场的人,在逻辑上,是不能也支持新《劳动合同法》的。自由的市场永远是在争取降低交易或制度费用。新《劳动合同法》是大幅地把这些费用提升了。我们要知道,做厂是地球上难度最高的行业,能够赚回投资的利息绝不容易。这些日子在东莞及昆山等地,做厂的,没有专利或名牌的支持,坚持下去往往是希望楼房的地价上升,政府让他们改变土地的用途,工厂关门大吉去也。 在新《劳动合同法》的左右下,没有专利或商标的工厂纷纷拆细,山寨纷纷复出。小市镇的律师为劳工向雇主敲诈三几千元常有。这些都导致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提升。另一方面,工厂的老板可不是傻瓜。法例说要多给员工钱,他们就安排生产线,要员工不停手地操作,工厂生意怎样做工人一点也学不到。 零工资带来大收获 百多年前,我的父亲从惠州到香港的工厂作学徒,没有工资,可幸他高人一等,不用给工厂的老板米饭钱。学了五年后,父亲自修英语,翻译了一本《电镀手册》,其后自立门户,进口销售电镀原料及用品。一九五四年谢世后,父亲的生日被香港的电镀行业称为“师傅诞”。我的叔叔伯伯,不一定有血缘关系的,也多是先走这种没有工资的做学徒的路。 新《劳动合同法》害了工人的日后发展没有疑问。对没有专利的工厂来说,提升交易费用导致成本上升会是灾难。有专利或有名牌宝号的工厂好过一点,因为这劳动法导致的交易费用增加可以切进这些专利或名牌的租值。北京当局不是要鼓励发明专利或名牌的争取吗? 要怎样处理新《劳动合同法》呢?不用取缔,而是采用英国早就存在的用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这是说,一家工厂或企业的雇主可以让劳工选择另一张自由议定的工资与工作的合约,选择后劳动合同法就被此新约替代了。不签此约,法定的劳动合同法有效。当然,辞职与解雇劳资双方皆可以选择。我认为生产力高的员工多会选这退出劳动法的新合约。正如当年在西雅图华大,怎样我也不参加那里的教师工会,因为参加了我的薪酬要由工会替我跟校方磋商。我认为自己磋商为上:格外勤奋会带给自己格外高的薪酬。 (《中国经济的内忧外患》之一)  


日暮黄昏话金庸

金庸谢世,追悼、评论的文字无数。是应该的。十八年前,为了响应北京写手王朔对金庸的批评,我发表《我也看金庸》,提到“说金庸作品畅销,不大正确。金庸是一个现象……总销量达一亿,看来毛语录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今天看真的是破了:一个英语电台报道,查先生小说的总销量达三亿! 一位广州的同学说她没有看过金庸。我促她赶紧买些看。过了一天,她说新版有售,但旧版被抢购一空,问我何解。我说自己喜欢旧的,认为新的有些地方改得不好。我历来认为可能自己以先入为主,看到新版有异,就看不惯,但今天的市场抢旧弃新,可能真的是改差了。不能说最原始的完全不要改。例如《碧血剑》初出现时,袁承志的大师兄名为林大可,到后来却变作黄真。 一九五四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出现,我和西湾河太宁街的朋友就开始跟进了。查老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深远。约十年前一位朋友要求我替他的马匹起个名字,我问他该马是怎么样子的。他说有灰白色的毛,我就建议用“雪山飞狐”这个名。不久前该友买了新马,再要求起名,指定要与航空有关,我想两分钟就建议用“天池怪侠”。建议与接受皆容易,可见查老小说的普及,自成一家。 说起来,我算不上是个受过正规中文教育的人。皇仁书院最低的第三级也没有过关。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林山木邀请我写专栏,我勉为其难地尝试,虽然初时有朋友代为修改一下,但过了不久就写成今天这个样子。来得那么容易,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抗日战争在广西逃难时,有一位跟着一起逃的是国文老师。他带着几本诗词古文的书,在夜间要我给他用树枝生火,他就着火光朗诵,我在听。年幼时过耳不忘是母亲传给我的。其二是开始用中文动笔时,先有林山木后有舒巷城替我修改一下文字。其三,最重要的,是当年多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是从香港读到加拿大读到美国那边去。 说金庸的中语文字上佳当然没有疑问。但他是浙江人,对平仄的音律处理得不够好。例如在《碧血剑》中有一个回目,起为“怀旧斗五老,仗义夺千金。”二四六分明,上下联的第二个字皆仄音,违反了中国的文字规格。不单是对联回目,文章内也往往有平仄规格的要求。这方面,浙江、上海一带的人是比不上广东或四川的了。 我见过金庸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九〇年的春夏之交,凌晨二时多,我正在睡,收到梁凤仪的电话,说查先生要见我。起初我以为是査济民,但听下去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查良镛。我当然乐意,叫梁凤仪替我安排时间。殊不知凤仪说:“查先生要你现在去,在山顶道一号,他在家等你。” 那么奇怪。约凌晨三时我驾车到查宅,是一间独立房子,进门后见到一排一排的线装书,在书架上放得很整齐,彷佛没有人翻过。有女佣款待上佳的茶。我游目四顾,什么都很整齐,一尘不染,跟我自己的书桌历来乱七八糟,只余约两平方呎的空位写文章,要找什么则大声求救,差太远了。 查先生出现,给我看一封英文信,记得是《南华早报》的信笺,内容是说要购买《明报》,出价可观。查先生说,他老了,要退下来,因为见到我的中语文章写得生动可读,希望我能转到《明报》去替代他。这么突如其来,我不知怎样回应。他知道我是港大的经济系主任,不容易离职。大家倾谈了约一个小时,约好日后再谈。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在比利时看牙医,回港后会再跟我讨论过档《明报》的事。后来遇到一位熟知比利时的人,问他该国是否精于牙术,他说不知道。 再过几个月,我邀请了刚来香港的刘诗昆到港大的一间音乐室演奏琴技,请了数十位知音人,查老也来了。诗昆演奏后我见到查老小心地扶着胡菊人下梯级,心想,外间传说查、胡两人有过节,应该不严重。前几天查老谢世后,想起故交,我挂个电话给蒋芸,问她菊人与戴天怎样了。蒋芸说,两位皆在加拿大,生活写意。我嘱蒋小姐向胡、戴二兄问好,也要说我常想念他们。 诗昆演奏后,在香港大学特别为我们安排的自助餐晚宴中,我见不到查老,想来他是先行离去了。跟我同桌的当然有诗昆,也有我第一次见面的林燕妮。我这个人永远是本性难移,美人一定记得,何况燕妮是个才女。香港的确是奇人云集,以人口的比例算,内地输了几条街。才女是一回事,她的弟弟林振强是另一回事的天才了。若干年前在台湾跟振强同桌晚宴,我直对他说他是个天才。 查先生再没有跟我联络关于任职《明报》的事,而过了不久大家知道于品海接手了该报。二〇〇〇年一月,为了回应北京作家王朔写《我看金庸》对查先生的严厉文字批评,我发表了《我也看金庸》。《明报》的朋友说,查老当时在英国,读到我的文章很高兴。 大约二〇〇二年,在杭州的一次晚宴中,查老跟我坐在一起。他提到我写的《也看金庸》,要求我让他放进一本文章结集中。我当然同意。该文结尾时我写道: 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得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博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补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要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下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 杂学不容易,要加起来更困难。风马牛不相关的事,要有超凡的想象力才能合并得顺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虚构,并之以杂学是另一重虚构了。一般小说的虚构可信,但武侠小说是不可信的。事实上,可信的武侠不好看。但太离谱的——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读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着而用自己的想象力,暂作为真地读下去。 打打杀杀的故事,像美国的牛仔片那样,是不容易有变化的。引进旁门左道的杂学,加之以想象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个有经典为凭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增加变化,是一项重要的小说发展。然而,能如此这般地写得可以一读再读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发魔女传》之后的变化就越来越少了。 金庸舞罢歌台;我自己日暮黄昏。回想二十八年前跟他的简短交谈,感受上是在跟他对弈,因为他感染着我要推敲他是在想什么。不是舒适的感受。我平生遇到过的学问高人无数,查先生是其中一个。只他一个给我那样要推敲的不舒适的奇异感。从我的视名头如粪土的个性选择,查先生是个不容易交为朋友的人。  


从伊甸园的角度看中国的文物收藏

(按:本文是张五常教授2017年11月2日在上海艺博会讲堂的讲话录音整理稿。)   各位朋友,经济学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叫做消费者盈余(消费者剩余)。它的意思是说,你口渴了,愿意出100块钱喝一杯水,但这杯水2块钱就可以买到,那98块钱就是消费者盈余,消费者盈余就是你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简单概念的变化非常复杂,几十年前的经济学很重视这个消费者盈余,为什么重视呢?我是出售者,知道你最高愿意出100块钱,但我的成本只2块钱,怎么能榨取那98块钱呢?这个榨取消费者盈余是个很复杂的学问,今天我从这个消费者盈余,讲讲中国的收藏。 首先我要讲《圣经》里所说的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有夏娃跟亚当,他们的享受应有尽有,所需要付的价钱是零。也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的享受全部是消费者盈余,没有市价。他们的财富、国民收入、增长率永远是零,但是消费者盈余很大,受益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外面所说的国民收入的比较、经济增长、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美国的国民收入,跟中国国民收入怎么相比呢?你在美国买一栋全海景的花园洋房,那个价格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你在海滩旁边买个房子,连海滩在内的价格也不到中国的百分之一。所以要以房子论财富,美国人不如中国人有钱。中国随便一栋很普通的公寓动不动一百万美元,中国人很有钱,这是财富。事实上中国人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享受呢?这就是个问号。所以国与国之间的财富比较是没什么意思的,我只是从房子方面来看,美国人的消费者盈余很大,而中国人的房子很值钱,动不动就几百万、几千万,但是消费者盈余很少。你要说到真实的享受,那一定要把消费者盈余算进去才可以。从无敌海景房的角度来看,美国人的生活是远为近于《圣经》里面的伊甸园,而中国没有这种廉价的无敌海景,消费者盈余就不如美国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有自己的伊甸园,那就是中国的文化。举例来说,苏东坡《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那时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可以欣赏,因为它是免费的,这是伊甸园。美国人就会说,我们也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这无疑是对的。苏东坡的《赤壁赋》现在小学生可以背出来,你能背出《赤壁赋》就会有很大的感受,就知道值得欣赏,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化,是国宝,是个伊甸园。 2013年,苏东坡有争议性的九个字《功甫帖》在纽约拍卖,那幅字到底是真是假,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没有签字。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问题,便试着打长途电话去纽约拍,有朋友帮忙,没想到我提的价格一点都不接近。那幅字超过八百万美金,没有签字,只有九个字,将近一百万美金一个字。这些是国宝,中国的文物,你没有钱买你就去看看,欣赏一下,想想看它是不是真的,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何况中国的文物当然不只苏东坡,并不是只有《赤壁赋》那么简单。我学书法的时候念过孙过庭的《书谱》,真的写得好,我认为每一位青年都应该背这篇文章。我可以拿着《书谱》连看几晚,这是绝对的享受,那个费用是我自己的时间,是不需要花钱的。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无底深潭。说到收藏品、书画、出土的文物,我开始重视这些东西的时候,是1975年,因为我要研究这个信息费用的经济问题。七十年代初期,有很多经济学家写有关信息的问题,不少人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认为他们是一派胡言,完全不同意。他们根本没有研究过市场,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胡乱猜想。        1975年,我对一位在西雅图的同事说,我要回香港度长假,要去研究信息费用,要从以物为本入手,拿着物品在手里,研究为什么信息费用这么高,为什么这么难知道。以人来说,你信息多,我信息少,这方法没有用的。所以你要研究信息费用,你要有真的物品。1975年那个暑假我回香港两个星期,在广东道研究当时的翡翠玉石市场。那个翡翠是缅甸出的翡翠,它的信息费用一向都是很高的。一块原石还没切开来就卖了,它的外面开一点点的水口,专家们全部拿着手电筒在照那些水口,从外面看来猜里面是什么。为什么不把它切开来呢?很多人花几十年的时间研究怎么看这个玉石。一粒小小的蛋面,有的卖几块钱,有的可以卖几百万,要怎么判断呢?这是很深的学问。当年我在香港说我要调查翡翠市场,很多朋友帮助,教来教去我都学不会。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日以继夜的,无数的专家教来教去我都学不会,到今天我还不会。但是不会之中,我也写出了经济学的《玉石定律》。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认为凡是信息费用高的,都跑去研究。1982年我回香港工作,1983年到福建一看,留意到寿山石,见猎心喜。寿山石里面的田黄跟翡翠不一样,要知道什么叫翡翠不难,但是要知道什么翡翠好、什么翡翠不好就很困难,看起来一样的,但是价格可以相差几十倍,这是很专业的学问。 1983年我注意到田黄石的问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田黄,要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是很困难的,这又是信息费用的问题了。但假如你明知是田黄的话,来鉴别它的高低优劣是不困难的。但是什么东西才能叫田黄呢?是很深的学问,我算是学通了,基本上我是懂了。质量够高的我可以肯定是田黄,但是质量差的就会有争议。尤其当田黄的价格起得快的时候,外面卖的东西什么都加个田字上去,现在外面很多所谓田黄根本不是在田里面的,田黄应该是出自田里。 接下来中国发展起来了,推土机到处运作,出土文物无数,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如说一件汝窑,台湾故宫只有一件且还有残缺,当年估价市值十亿八亿。街边也看到,两百块钱一件,也说是汝窑,那到底这件是不是真的?两百元的比一亿元的漂亮,是真的吗?所以当时我就在街边学汝窑、钧窑,凡是有信息问题,我都涉及了。结果出土的东西越来越多,我见到街边的那么便宜,自己认为是真的。当然也有很多假的,但是假中有真,因此我就用基金的钱去购买,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国家保留,那些真的我会想办法还给国家。对这些东西我花了很多工夫,是为了增加自己在经济学上对讯息费用的研究了。        首先要说清楚我不是什么专家,纯粹为了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兴趣来研究。举例子说,我知道街边的信息费用不是高到天上去,为什么市场这么混乱?这是经济学的问题。不管我是不是专家,在学习过程中,我很少向其他专家求教,因为其他专家无论说真还是说假你都信不过。他为什么要告诉你真话?当然我认识一些专家朋友,他们会对我说真话。我也知道,很多所谓的专家是根本不懂的。我自己不是专家,我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花了不少基金的钱去做这种鉴定、研究,学到很多。  我越来越欣赏中国的文化,这是庞大无比的伊甸园,这是一种乐趣。手上拿着一件古物,我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他们这么做,有什么理由?我见过一块古玉,明明是恐龙,但我们的文化只不过是五六千年的事,那何来恐龙呢?恐龙是过亿年以前的事,类似这种问题常常出现。所以在这种过程中,我涉及的出土和非出土的文物无数,凡是信息费用高的,我都去研究一下。久而久之,在感受上就认为自己有充分的掌握。老实说,我与专家的观点不一定相同,我做我自己的研究。除非是很熟的朋友,你也很难知道他告诉你的是不是真话,就算他讲真话也未必是对的。我研究古文物花了很多工夫,都是研究我自己的,算不上是专家。 再来讲讲中国文物的问题。首先我要讲瓷器,为什么要说瓷器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物品,历久不变,埋在泥土里面不管多久,你拿出来用草酸去洗一下,瓷器就像新的一样。外面的专家很多,他们有很多理论,是好是坏很难说。然而,不管瓷器有多旧,很容易把它翻新到像是昨天才做的,这就是瓷器的神奇。很多出土的瓷器不是陪葬品,大部分我知道应该不是盗墓的,普通老百姓的坟墓里面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的,除非是皇帝的墓,那就是另外一种。但是重要的皇帝的坟墓不会放那么多瓷器的。你看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报纸,常常有消息说什么地方挖出一条坑,很长,都是瓷器,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些不是坟墓。我想了很久,得到了解释,因为瓷器可以历久不变,那些人早就知道了,所以有钱人家喜欢把瓷器在地上挖一条坑藏在里面,当作是财富的累积,不够钱就拿几件出去卖。你看看以前的报纸,八九十年代的,说很长的一条坑,满是瓷器。        说说瓷器的重要发展吧。晋朝就有瓷器了,但是晋朝以前不是多重要。重要的瓷器起源不是那么久远的,使瓷器正式开始发扬光大的是一位叫柴荣的人,就是后来变成皇帝的柴世宗(在位时间公元955-959)。他是个天才,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精明的皇帝只要数五个就必有他。他只是做了五年皇帝,很可惜。柴窑的柴不是说烧柴的,现在的窑有的是用柴烧的。柴窑是这个人姓柴,叫柴荣,他做了皇帝以后叫柴世宗,去世以后他的手下赵匡胤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       讲到柴窑,很多书上没有提到柴窑这回事。其实是有的,且变化最多,颜色很鲜艳。“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说将来”就是讲它的。真的好像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瓷器很薄,器皿的底下有时候写个柴字,有时候会落款柴世宗,也有很多是不落款的。当然是下了个柴字是很重要。还有一样重要的发现,有些柴窑镶了红宝石、绿宝石在上面。宝石从哪儿来呢?应该不是中国的宝石,金属器皿镶上宝石,战国的时候就有这种工艺了,但是瓷器镶嵌宝石是从柴世宗开始的。英国有名的韦奇伍德,1759年到1775年,突然间出来的,而一直做到今天的前三年左右才破产的,是景德镇把它们打倒了。这是英国最出名的瓷器公司,它也把东西镶在瓷器上,把象牙、珠宝等镶进去。当年英国皇室奉他做爵士,因为觉得有这个发明很厉害。我们现在知道,镶上宝石的瓷器是从柴荣开始的,有铁一般的证据。至于是怎么镶上去的还要再研究,瓷器上还有很多文字,凡是收藏品有文字都重要。可惜上面的文字我往往看不懂。我拿到一件东西,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假如能够解开,比如是卫子夫的那就完全不一样。你看到一样东西,这个是汉文帝的,感受又不一样了。所以文字说的是很多很有趣的、古灵精怪的,我有自己研究的享受,不喜欢去问专家,因为他讲错了就误导我了。偶尔找文字专家,他们也未必认得,尤其是战国的文字,专家大多看不懂。柴窑变化很多,非常精彩。中国瓷器有很多例子,任何设计替一个皇帝做,只做两件,换颜色再做两件,换大小可以再做两件,但是基本上一个同样大小、同样颜色的只做两件。你说柴世宗做了这么多变化出来,这就是人类瓷器的正式的鼻祖。 第二个重要的皇帝是宋徽宗。宋朝有五大名窑,我纯粹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其中钧窑不是那么重要的;金丝铁线的哥窑,我不重视;官窑,我初期的研究结论是根本没有官窑这回事,后来发现是有的。再后来,我看到一些哥窑与官窑有宋徽宗的署名,就改变了主意,重视起这两个窑了。 严格来说,宋代的定窑和汝窑,也属于官窑,因为很多是经过官方主理的。定窑主要是产自河北,所以叫北定,也有人说北定是指北宋。定窑变化多,相当精彩。由政府部门、当时的皇宫部门处理的,下面会写着“官”字,有的写的是“易定”,也是专门做给官员的,帮皇家打工的。这个定窑容易鉴别,你看多了就知道了。所谓鉴别这个事情,主要就是看它的瑕疵,后来仿制做不出那个瑕疵,比如定窑上面那层薄雾怎么样都没法再做一样的,一拿上手就知道了。定窑有一部分是由官方监制,做来送给外国人的礼物,或者是给高官的奖赏。有些定窑上面有一首诗,而诗上的文字是反体字,为什么会反过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在宋代来说,定窑的地位很高。        宋朝重要的窑还有汝窑。汝窑曾经很少,只有一件,后来有六件,最近又说有二十一件,其实有相当多的,只是市场没见过而已。最重要的汝窑是宋徽宗亲自监制的,出手不凡,叹为观止!柴窑里面不少由柴世宗监制,签了柴世宗的款。汝窑的的变化没有柴窑、定窑那么多,但是那个高雅的感受一看就是宋徽宗的品味。所以在宋代,最重要的就是定窑跟汝窑。说到宋徽宗的高雅品味,他自成一家,是个艺术天才,反而柴世宗是一个很聪明、很厉害的皇帝,但是他艺术品味就不如宋徽宗那么高雅。        宋朝以后,很少有人注意到忽必烈这个皇帝,元青花釉里红,是忽必烈自己主导发扬广大的最重要。历史记载忽必烈在1266年做皇帝,1278年在景德镇建立了浮梁瓷局。这个窑存在了七十多年。青花釉里红始于元朝,这一点是我在八十年代说出来的。这个浮梁瓷局显然是替国家赚了很多钱,因为欧洲非常喜欢,有很大的市场。丝绸之路一带挖掘到的青花不少,我要提一提的,是一个很可惜的问题,因为元代瓷器上面画的那些图,画家是没有签字的。后来到清朝,珐琅彩提了一首诗之后,有人名、图章,那些不是真名,都是别名。中国瓷器历史有作者签字的第一人是郎世宁,要到雍正的时候才有。我为什么说可惜呢?我看元朝的青花釉里红有些艺术的造诣非常高,可以直追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的那些画派。说元朝的瓷器很大件,这是对的。很多人也说元朝画的那些图像都很天真,这一点也对。但是很少人知道,其中有少量画上去的艺术画是顶级艺术作品,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画的。我见过几件,非常佩服,你不要笑元青花是小学生水平,它是天真的,有些艺术深度非常高,越看越佩服。不是很多,但是好得不得了,可惜不签字。要是当年有签字今天可以卖上天价。到清朝郎世宁开始就有签字了,再来就是文革了,文革的瓷器作画的人也是有签字的。现在景德镇每个称得上是名家的都签了,所以元朝的瓷器艺术家很可惜,这么好的作品没说是谁的。但是中国有一种传统,《溪山行旅图》这幅画,是范宽画的,现在如果拿出来拍卖起码几十亿。范宽的签字在画里面,找了几百年找不到,是在里面,后来有人找到了。        明朝宪宗也是大方家。鸡缸杯是很小的一个杯子,做得很精致。元朝做的很大,但明朝做的很小,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自己武断的答案,因为明宪宗迷恋一个女人,叫万贵妃,他是为万贵妃做的。万贵妃喜欢小件,这是我的解释,因为他有很多小件的作品都写的是万贵妃,查历史说他很喜欢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死了没多久,他就跟着死了。宪宗在瓷器上有几项创意。第一,珐琅彩是他引进瓷器的,是他早几年把用在景泰蓝上面的搬到瓷器上去应用。第二,描金也是他开始的,而最重要的就是青花斗彩,一定要有青花,烧两次,先烧好青花在釉里面,1300,然后外面再画第二种颜料,有时候用珐琅彩再烧700。说起这个青花,我认为他这个发现是意外的。你看元青花很有名,单单讲青花,你看看忽必烈做青花,现在很多人说康熙的青花好,但忽必烈的青花变化很大,他很多尝试,我见过最好的青花还是忽必烈的,做得很认真。青花原料在唐朝就开始有了,当时烧出来是黑色的,很奇怪他们上了一层奶白色的釉之后烧出来就变成蓝色,所以才有青花的出现,这是很大的发现。话得说回来,在谁先谁后的判断上我不仅可能错,而且错过无数次。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复杂。        你回到宋朝,看回那个定窑的时候,是刻上线条再填颜色上去,不是画上去的。画上去应该是从元朝开始的,两种颜色一起画上去,是元朝很伟大的贡献。我曾经写文章批评过元朝的艺术发展,但是看到忽必烈的作品,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到明朝引进珐琅彩。你看看明清的瓷器,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看珐琅彩。那时候烧珐琅彩一定有一种瑕疵,用十倍放大镜就可以看到,现在烧不出这种瑕疵。一堆瓷器在你面前,有珐琅彩,你假如找到那种瑕疵,肯定不是现在做的,你辨别唐三彩也是看它的瑕疵。珐琅彩很神奇,景德镇的朋友们做来做去都做不出那种瑕疵,这是很特别的,不是那么容易找,但是一定有。        现在说到了清朝。有四位重要的,康熙、雍正、乾隆,还有郎世宁——后者是从意大利来的。康熙对中国的艺术贡献是被低估了,他重视元青花,有一个窑叫做白浒孤窑,康熙很重视这个窑,是烧青花的。有一点很难明白,历史上说这个白浒孤窑是替景德镇烧的,窑址在抚州,抚州离景德镇有250公里,但泥土是景德镇的,如何运250公里的泥去烧?当年的250公里比你现在去美国还远,那是不是真的呢?这点搞不清楚。白浒孤窑康熙皇帝很重视,但是为什么离景德镇250公里,泥土为什么运了那么远,这是很难明白的。当年故宫的那些瓷器都是在景德镇烧好了才拿去北京画的。康熙搞多变化,田黄是他发现出来的,芙蓉石也是他发现的,一个日理万机的人,怎么有空去管这些呢?所以我很佩服这个皇帝。康熙有件事情我不明白,他把金属锌熔化了以后,烧在一个青花的花瓶上面,这是康熙的发明,我不明白为什么以后没有人做了。用锌能够烧到瓷器上,然后配上青花,有很好效果的,但据我所知只有康熙时代才有。到了雍正的时候,他开始多用珐琅彩,郎世宁于是崭露头角了。雍正这个皇帝很高雅,清朝皇帝中品味最高的就是他,书法写的最好的皇帝是他,有书法家的水平。这个皇帝是好皇帝,太辛苦,因而早逝。        乾隆什么东西都要多,这个人比较俗气,他什么都做,而他重视郎世宁。郎世宁跟乾隆很多年,他叫郎世宁把稿子画好,什么东西应该怎么画,怎么摆法,他都要亲自去参与。在历史上郎世宁对中国瓷器贡献很大,很少人知道他贡献很大,他的画工好得不得了。你们知道中国的画是讲线条的,外国的画是讲阴影的,郎世宁可以把中国的线条加上外国的阴影,是很特别、很有趣的风格。他线条怎么来的?他是个道士,在意大利是画教堂画的,教堂画主要是用线条的,画耶稣、画天使都是线条。所以郎世宁的画很难假的,他的功夫特别好,我曾经拿一件郎世宁画的瓷器给景德镇的大师看,我说我不是来问你这件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那些专家什么东西都说是假的,我不是来求教真假——郎世宁的假瓷画在景德镇到处都是。我只是想问,这件郎世宁的作品你们景德镇有没有人能画得出来,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郎世宁,他们说不可能。        讲到最后,我要讲文革瓷:歌功颂德画红旗那类的,画毛主席、红卫兵。值得收藏,为什么?因为那是反映了中国片段的政治气氛很浓厚的一个时期,我个人认为有意义,值得收藏。假如你们要开办一间正式的瓷器博物馆,文革瓷应该给他们一间特别的房间。有一位我不认得的人,毕生收藏文革瓷,他交代下来,把这批货让给我,我也乐意为国家收藏。周尚均大师雕的石作,十多年前,有一位老人家在河北省叫人带了十六件周尚均的作品给我,石料是善伯洞与芙蓉青,有名的石头,一代大师周尚均雕的,他说交给教授,叫我给他一点钱过剩下的几年。我当然同意。收藏的人不舍得割爱,也不舍得拆散,所以需要找人集中帮他接手。你经常会看到很多收藏品有这种集中的现象。宋徽宗有署名的瓷器也有集中的现象。回看中国瓷器的发展,跟欧洲相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五百年前,文艺复兴的意思就是本来受到宗教的约束,当解除了约束,一下子爆发出来,十七世纪画风改变,马上欧洲的艺术整个发扬光大。中国没有这种情况。在中国,瓷艺往往由皇帝主导。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是比较重要的,他们是为自己的品味去做,看不到有重要的宗教约束。每一个皇帝有自己的品味、贡献,所以整体来看,从柴世宗到郎世宁,变化很大,但这种不是欧洲的爆发性,是一步一步地走。     说完瓷器,其他东西比如说玉器,最好是汉朝。而玉器在红山文化时就有,一直到汉,真正的汉玉是很大件很复杂的。汉朝的青铜器变得很简单的,但是那些玉器变得很复杂。以金属来说,也是一直追上去的时候,从青铜到发扬光大,叹为观止。永远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尝试,变化小但很多,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不是不变,而是变得很细微。玉器以汉为高,金属器皿最精彩的是春秋战国,金器最好的是唐太宗和武则天。        另外方面,关于中国的印章文化,我研究了很久都没有研究清楚。民间用的印章体积小,但涉及到官员方面的就变得很大。我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没有理由用那么大的印章,尤其那时候还没有纸张,那要那么大的章来做什么呢?我开始以为这是一种奖章、勋章,但没有留用反面字。看到书上说中国印章很小,普通人用的是很小的,但是涉及到将军,有官职的都很大,要来做什么呢?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但是技术方面是令人佩服,很多是鎏金、包金,有些我怀疑整件都是金的。我们只能是各种猜测,有些我猜是金的,纯度不是很高,但整件都是金的。 用石头做印章,很明显西汉汉武帝已经有了,重要的发展在清朝,寿山石。清代的石章文化是由康熙开始主导的,康熙、雍正、乾隆都有很大的石章瘾。主要就是三种石头。一种是基本上现在没有,称艾叶绿,一种是芙蓉石,而最重要的还是田黄。田黄基本上今天没有产出。我曾经批评中国的艺术,在雕刻方面中国不及西方,我说错了。西方用大理石,作品一般是大的,中国用玉的可以大,但寿山石料一般是小品,尤其是田黄石或者是接近田黄石的那类石头。在一块独石上,把中国的国画雕上去,神乎其技。康熙时候,出了位杨玉璇,他应该是明代末期出生的人,主要是康熙养着他。但同期有一个董沧门,主要是雕刻砚台,也有雕刻寿山石,也是康熙时候的大师人物。     跟着到乾隆,主要人物就是周尚均,既多产而又精彩。顶点人物是林清卿,叹为观止,他是清末民国人。开放改革以还,寿山石雕的大师辈出,好不热闹。可惜再没有田黄——寿山的艺术没有田黄永远是美中的不足吧。自康熙以还,到今天,我认为最高的寿山石雕艺术家还是林清卿。可惜我认为今天在拍卖行见到的是另一回事了。清卿的作品一定有签名,这观点只我一人这样说。        我喜欢收藏中国的书法,因为中国书法比较容易看,你学过书画你就知道,教我书法的周慧珺老师,你问她某张字是不是某个专家的,她不敢说,但是你问她写得好不好她是很肯定的。所以书法比较易看,国画较难。你要讲收藏,那就要看纸,看绢,看印章的颜色,你要先学会看这些。你看古画,这个纸是对的,绢是对的,印章颜色是对的,画得又好,是不是某个人画的不是那么重要。书法就比较容易,我自己研究书法很多年,但是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看的。现在比如说林风眠在外面很多都是假的,有些林风眠很难分的。林老自己都说过,有些画芦荟、白鹤的画,他自己也分不出来,所以说是不容易的。在书法方面,你们知道周慧珺老师的书法非常好,我认识她几十年了,有些外面卖的的书法明知不是她的,但是我分不出来。不止我分不出来,她的其他徒弟也分不出。但不管怎么说,相对而言,书法还是比较容易看的。瓷器你就不要信别人讲的,我自己认为是不难分的,因为在技术上有变化,瑕疵上面有变化,你要看多一点就行了,看得少就比较困惑。也就是说我教你很容易,我给很多给你看,你看多了就容易看,书上讲的没有用的。你要起码知道它是什么窑的,然后你就知道了,就像看田黄一样,你要看得多。但是田黄有些质量比较差的就很难看是不是田黄,因为有田黄的田地那么小,稍稍偏一点算不算呢?所以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研究中国的文物真是一个伊甸园,不需要用钱去买的,地摊有时候可以看到好东西,这是一种享受。但现在问题是,出土文物不准买卖,反而是害到那些青年没有机会去学。但是你不看得多,你是学不到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这种文化绝对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金矿,对自己的知识有帮助,我认为青年人就是应该这样子着手,背一下古文、诗词,去博物馆多走走。我见到的所谓专家他们自己也见得不够多,要学得通、学得懂,就要见得多。看得多,你拿上手你就知道,怎么说都没有用的。所以我认为在街边摆地摊的那些,通常来说他们的水平都很不错。 总结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伊甸园,你可以废寝忘食。今天这文化开始复兴了,已经倒霉了两百年,现在开始复兴。我要批评的,是国家上头对这些文化的物品处理得不够好。 谢谢各位。  


从阐释反托拉斯的困难看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

(五常按:这篇文章是今年九月六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邀请我在广州的讲话,是网上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该局的简要记录,由一位同学整理,并加进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关于反托拉斯的资料。这里刊登的是当天讲话录音的全文,由我的一位助手整理出来,较为详尽。我历来对反托拉斯或反垄断的任何机构都是批评的多,赞赏的少。但这次跟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简短交流,他们给我好印象。 昨天晚上,在半睡半醒中,看到一位同学传来李克强总理公布不准追讨历史社保费,寥寥数言,掷地有声,不由得站起来。 张五常,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各位朋友,一九七八年的暑期,我从美国回来度假的时候,开始跟进中国的发展,到今天刚好四十年。这四十年来,我未曾见过有像今天这么大的经济麻烦。该怎样处理很难说。即便是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遇到很大困境,我们还有很多理由乐观。目前情况不同,很难解释,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敌视,根据美国民意的看法,是插水式下跌。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困难是存在的,所以我要趁着这次反托拉斯会议的机会,说说中国应对的方法。因为这是关于反垄断的会议,我只能说很小的一部分。困难的全面,要很长时间才说得清楚。 反垄断也叫反托拉斯,在这方面的研究我可能知道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今天我八十多岁了,我那些从事反托拉斯研究的老友大多不在了。有三方面我对反垄断有深的认识。第一方面,研究反托拉斯是从芝加哥的戴维德带起的,跟着是十几二十个反托拉斯专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普通的朋友。现在只有一两人还在。第二个理由,我在发明专利、商业秘密这些方面在七十年代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大力资助,花了好几年研究。关于发明专利、商业秘密等的租用合约,都是有关垄断的问题。这些方面我知道比较多。第三方面,我曾经做过美国两个大反托拉斯案件的经济顾问。那是七十年代。我约略提一下这两个案件,让你们明白处理反托拉斯的困难。 第一件我参与的大案是美国电话公司(AT&T)。AT&T为什么被告呢?他们拒绝其他电话公司接线路进来。他们拒绝,也不卖电话机,不和任何通讯的人合作。官司打了很多年,我回到香港后还继续,最后要瓦解。美国电话公司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当年我的理解,是电话公司的实验室发明了半导体。这是整个20世纪商业价值最大的发明。数码科技全是半导体引起的。很奇怪,根据他们的资料,因为他们发明了半导体,美国政府当局不让他们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发展,只让他们做电话、通讯。他们当时以为有这些的专利权,拒绝和任何竞争者合作。告起来,却找不到政府给他们特权的证据。这是个大问题,后来要瓦解。 第二件我参与的大案,也是七十年代。那是加州标准石油公司被政府控告,说他们串谋压低油价。关键问题是他们的换油合约。我那边挖到油,你这里也有,我们交换石油减低运输成本。他们的换油合约有一种叫“三刀”的合约,全世界只加州独有。为什么这样呢?合约里说,你要用华氏405度蒸发出来的是第一刀,405到650度蒸发出的是第二刀,再到1000度是第三刀。他们是按每一刀换,不是用价钱换。政府说他们隐瞒价格,欺骗政府。我在1976年做他们顾问,做到1982年离开回香港。官司一直打到这个世纪。有趣的问题,是石油公司本身不知道他们为何这样做,为什么要分成三刀交换。这种做法是加州独有,用了几十年。被人告,石油公司解释不了为什么这样做。我花了两年时间,解释得很清楚为何那样做,现在那份很厚的报告,当时不能发表,现在应该可以了。 要点是:在市场你看到的一些奇怪的、不合情理的行为,认为是垄断、串谋,你说要禁止,说违反了反垄断法,这可能是大错。提到加州石油因为我是他们主要的反托拉斯顾问,做了六年,我给他们写的报告他们称为圣经。市场一些行为,从事者本身可能不知道。政府说是违反了市场规律,不让他们这样做,可能对市场有很大的不良影响。所以反托拉斯或反垄断这个问题,是你要先明白为何市场这样做。如美国电话这事,拒绝把线接进来,政府说有问题,但为何他们发明了半导体就不让他们进军计算机呢?半导体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发明,现在整个网络行业都是这个带起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应该怎样做。你要反垄断,我问你为何要反。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个垄断者。我读书跟你竞争,我怎不想垄断呢?有奖金我想要不让你拿。市场也一样。但说要公平竞争,竞争怎可能公平呢?考试我十次赢你九次,怎可能公平?公平竞争是说游戏规则要公平,胜负、能力本身是不公平的。这才是人类进步的根源。你回看中国的发展,永远都是争取垄断。邓丽君唱歌,她是垄断者,有独特之处。你看马云、马化腾,都是垄断者,你不让他们垄断,经济就搞不起来。所谓公平竞争,是游戏规则要公平,大家要遵守游戏规则,当然有胜有负。胜的人就称为垄断者。社会里头,每人都在争取垄断的权利,这才有进步。但是你要遵守一种游戏规则,那就是市场,就是权利界定,这都是游戏规则。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现象,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如加州石油,不明白你就说他们串谋,要封杀,这会对社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问题,很麻烦。我不是说你们这个组织不应该存在,我不是说公平竞争不应该推行。我只是说游戏规则要说清楚。任何优胜者都是垄断者,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争取出人头地,即是要争取垄断。游戏规则重要,有人犯规,你要管,但问题就是,看到一些现象,你认为不合理,如标准石油,为何不用价格交换,为什么小的石油公司不能参与。这石油官司打到这世纪初,二十多年才打完。 说起来,反垄断,也称反托拉斯、反信托,整件事起于1882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把四十多家公司组合成立一家信托公司,叫标准石油信托,到了1890年,美国政府认为公司太大不可以,要拆开,瓦解了。跟着反托拉斯的反垄断法,第一件最出名的案件,是1910年出了个掠夺性减价的案件。你跟我竞争,我财雄势大,减价减到你破产,法律说你不能以本伤人。这个是很出名的案件,我的朋友John McGee写了篇很出名的文章,他的结论说没掠夺性减价这回事。他说标准石油去买下对方都不需要这么大成本,为何不买呢?有些人新开业时候大手减价,希望低于成本打进市场,但是持久下去,你再财雄势大,减价也可减到你关门。能变成独裁者的例子没见过。你价格上去就有人进入,你减之不尽的。 其他的反托拉斯案件的研究很多,主要是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研究反托拉斯的重要人物全部是我的朋友。戴维德研究捆绑销售,也是研究反托拉斯。万国商业机器公司(IBM)不卖机器,只租给你用,包你维修保养。当时机器用纸卡,数字通过电流经过纸卡小孔。但是万国机器说你租用我计算机,一定要买我的纸卡,否则我不租给你。那些6×3吋的纸卡到处可以买到,IBM的纸卡只收贵一小点而已。捆绑销售这现象,害得万国机器被控告说他们将计算机的专利延伸到纸卡那边。他们有计算机专利权,但纸卡谁都会做。他们捆绑着,一定要购买纸卡才租到机器。因此被控告要将计算机专利权伸延到纸卡。这很难令人相信的。专利权在我手上,我要收租而已,绑定纸卡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这官司打了很久,芝加哥大学的朋友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IBM当时说他们纸卡好一点,没有证据。经济学者感兴趣的是这个奇怪现象,问为什么IBM要这样做。关于捆绑销售的解释,要到八十年代由我来解释。 谈起反垄断,说起自由公平竞争,游戏规则大家都要遵守。但是竞争有胜负之分。市场某些行为你觉得古怪,认为不公平,这可能是,但从这么多反托拉斯案件来看,那些被指责的行为,经济学者后来终于解释了,都不支持政府的说法。如掠夺性减价,政府的判断是不对的,捆绑销售也是。我不明白IBM为什么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为何要捆绑呢?我后来的解释是几十年后的事。之前有一个解释认为是价格分歧。你想想,租用一台计算机,有些人用卡多,有些用得少,多用的给多点租,他们用价格分歧来解释。我说不是价格分歧,机器租金和纸卡大家的价格一样,何来分歧呢?我买个苹果,2元,你买也是,没有价格分歧,但是我买回来,我吃了两口就扔了,你吃了五口才扔,每一口你价钱低于我,这个不是价格分歧。像万国机器,机器租金和纸卡都是同价,算起来求出一个不同的价钱,这不是价格分歧,如果这也算价格分歧,吃苹果也是。 单单是捆绑销售的问题,经济学者花了几十年争论,最后由我找到答案。石油斩三刀问题,官司打了这么久。奇怪的是不但政府不知道为何这样做,石油公司自己也不知道。如捆绑销售,万国机器也不知道为何这样做。我对捆绑销售纸卡的解释,是维修保养的合约。你用得多,机器容易坏,我租机器给你,担保维修,是免费维修,但你要用我的纸卡。你纸卡用得多,机器就容易坏,就多付维修费。这是我的解释,但为何万国机器自己不知道呢?石油公司为何不知道斩三刀的解释呢?这不是什么串谋,不是试行垄断,你硬要改变他们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很大害处。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标准石油的大律师请我过去,说:“张教授,我们有事情求你,别人控告我们标准石油串谋,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要你告诉我到底有没有,我要你说真话,你不用替我们公司辩护,不需要出庭作证,你要解释给我们听,我要知道我们为何这样做。”后来我做出来,他们很满意,那两份几百页的报告当时不给发表。当时石油卖一块两毛一桶,现在卖六十美元。时间不同了。 关于反垄断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是反对反托拉斯的。但是有经济学家赞成,其中最有分量的是夏保加,我的好朋友。当年智利的经济复苏他是功臣。芝加哥学派里他是唯一一位认为反垄断法律对智利有帮助的。我跟他聊了好久,得到的结论,是他的反垄断其实是反政府垄断。一个政府机构是很难反自己的垄断的。但是市场的一些怪现象,你去干预,可能害了市场运作。 举个例,当年的香港财政司彭励治(后来是曾荫权)是很熟的朋友。当时他经常跟我吃午饭,问我意见。我说香港深水港是全亚洲最好的,你多放一些海边地给别人做货柜码头,你不能只给两家,他没照做。只给两家,政府能多收很多钱,如果按我说的大手开放,政府收钱就少了。政府维护的垄断容易闯祸,后果就是你看现在都到了深圳,深圳的吞吐量比香港大。还有香港政府汽车进口抽高税,政府垄断;出租车牌照卖到几百万一个很普遍,这是政府的垄断行为。所以反垄断有这个问题,很多垄断是政府的垄断,政府怎反政府呢? 现在美国推出的贸易战牵涉到你们这个机构,跟这个会议特别有关。贸易战的一个效果,因为中国的市场大,如果中国抽你的税,你要得到中国的市场,就直接来中国设厂。我知道中国现在取消了合资的要求,很对,也应该取消市场换技术这个政策。中国应该大手开放,如果能再大手增加引进外资,他们的货品去美国,等于美国抽自己的税而已。这是一个办法。 我们知道数码科技是个伟大的行业,中国发展得不错。你现在去餐馆不用现金付钱。市场大,方便数码科技的发展。但另外一个行业,比数码科技更重要的,发展得不好,那就是对医药的研究。这是很大的行业,中国一定要大手引进。我知道中国重视,但是引进医药的研究你要给专利权,要花很大费用去研究。从事数码科技十八岁青年够聪明就可以了,但是医药研究起码要寒窗三十年。你要发展这个行业,要很多方面的人才引进。 在面对贸易战这个时刻,你们这个机构,在鼓励竞争的同时,要给某些专利适当的保障。专利本身不是坏事,每个人都在争取专利权,争取专利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但是过程中有些人违反了游戏规则,这个要管。但有些现象你认为不合理,可能有他们的理由。目前贸易战的困难,一个重要的处理办法,外资引进的时候要尽量放宽,要把你们的游戏规则说清楚一点,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外资进来,只要有一家无端端给控告说违反了反垄断,一传开来,可能其他都会跑掉。我希望你们要营造客观、合理的竞争环境,鼓励竞争的同时,要尊重垄断的权利。任何发明都属垄断性,有些垄断你要尽量保护,政府本身的垄断你要慎重处理。 只争朝夕,现在的形势非常不好。你不要问我为何这样,为何中国忽然受到美国敌视。美国的民意调查,对中国的印象是插水式下跌。这问题存在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这个处理竞争的机构,说得清楚一点。某些市场行为政府认为不对,但如万国机器、加州石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何那样做。所以在这相当紧要的关头,为国家的利益设想,我不想提,但还是要提一下。最近因为疫苗事件,有一个叫毕井泉的人下马了。我不认识他,但我注意到,西方一些重要的专业刊物,认为这个人对中国贡献很大。他是管理西药的。人才难求啊!这些琐碎问题,加起来很多很多,目前要慎重处理。谢谢各位。 


华盛顿学派的微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

在芝大我呆了两年就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当时前者如日方中,后者弗里德曼说是荒山野岭。科斯尝试挽留,说留在芝大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夏保加说要是薪酬是问题,他可以处理。然而对我来说,芝大的学术气氛是过于热闹了。外来的讲座,不同范围的工作室,天天有;要评审或要阅读的文稿,每天都有新的。我可以不管这些,但不管就不是芝加哥。从本科算起我已经十年窗下,是到了独自创作的时候。想到什么有新意的我喜欢求教他人,但思考时我要独自遐思。当时我也决定不再读他家之作,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求教他人就是。 诺斯与巴泽尔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图华大,几个月后他们升我为正教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系主任诺斯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教授要算文章多少与学报高下,这些准则一律与我无干。我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诺斯是一个非常重视思想创新的人,对思想的重要性有好的品味判断。他就是维护思想创作。 更为重要的是同事巴泽尔。巴兄的思想细致紧密,在推理上一些微小的错他看得出来。有他站在旁边,我那魂游四方的想象本领如鱼得水。一九六九我到西雅图时,巴兄要造访英国一年。他回归后我们日夕研讨了十二年。这是行内的典故。 我到西雅图时带着一份题为《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巴兄读后不发一言。一九七〇年该文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指出合约不可能是完整的,要加上风俗、宗教及其他法律约束来运作。想不到,后来那“不完整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的思维竟然大行其道,甚至有人获诺奖。合约怎可以是完整的呢?租用一间公寓,合约真的要写得“完整”,几千张纸也不够!分析“不完整合约”是愚蠢玩意,只是方程式可以弄得洋洋大观而已。 巴兄访英那一年,我写了《中国的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他没有机会读到我就给英国的《经济学报》发表了。四十多年后巴兄对该文重视起来!除了上述,从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到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我所有的英语文章皆先由巴兄过目,他一律读得认真,提供意见,我一律考虑。 华盛顿经济学派 今天还有不少人提到的“华盛顿经济学派”(Washington School),可能源于一九九〇年诺斯在一本书的一个脚注中提及,并高举我是该学派的创始人。当年有关的人物零散,但今天回顾其实不差。巴泽尔和我之外,诺斯有一小组研究欧洲经济历史的。系内有几位很好的研究生,其中两位了不起,也有几位实力不俗的年轻同事。这学派显然没有因为诺斯和我一九八二年离开华大而中断。巴泽尔能以一夫之勇,继续培养出一些优质学者,发表的类同该学派的文章有看头。当年诺斯和我完全没有想到大家的争论及偶尔发表的文章,后来会被外人高举为一个学派。可见一个学派的兴起不是那么困难,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 华盛顿学派究竟是怎么样的学问呢?有三方面。其一是重视假说验证。虽然巴兄懂得教回归统计,但基本上华大那组人很少用。他们也不用功用函数的分析。他们用的主要是我在《佃农理论》中的验证方法。这方法不是由我发明——我只是从他人的文章选出好玩的。其二是华大的同事重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这回事,自科斯以还,基本是说的多,用作解释现象的少。像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那样的交易费用大方家,他主要是用于提出改进社会的建议。华大则完全不管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集中在交易费用对行为或现象的影响。 其三是华大当年重视租值消散这个话题,由我带起的。上文提到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关于合约结构的文章,其中一项贡献是修正了戈登一九五四年的租值消散分析。在华大,有巴泽尔在旁边,我把问题倒转过来,指出减少租值消散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从而在多方面解释无数的难明现象。后来一九七四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在写作过程中天天跟巴兄研讨。巴兄认为该文是他读过最好的。可惜难读,虽然重视的朋友多,不少说读不懂。不管怎样说,当年在华大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今天成为经典。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转谈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吧。老一辈的早就退休了的哈耶克与奈特等前辈不论,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参与的主要是五个人。从年龄最高的数下去吧。 第一位当然是戴维德了。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是戴老的智慧,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刊物——《法律经济学报》——创刊时是由戴老作主编几期才让科斯继任的。没有戴维德,科斯的两篇鸿文——一九五九年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与一九六〇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不容易有人赏识,而且两篇都刊在该学报的首位。在芝大时我认识戴老,他很喜欢我的作品。我每一篇文稿他都细读,给我鼓励无数。后来戴老成为巴泽尔的深交,我在巴兄面前永远高举戴老可能有点影响。 第二位是科斯。作研究生时我熟读他的作品,但要到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才认识他。科斯和我的关系是经济学行内的典故。八十年代在英国出版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科斯》那项是由我写的。 第三位是我的老师阿尔钦——他的《百科》项目也是由我执笔。阿师被认为是近代产权经济学的鼻祖,主要是源于他在课堂上的口述。我听了六个学期他的课,《佃农理论》也是在他与赫舒拉发指导下写成的。 第四位是德姆塞茨。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矶加大,我是他的改卷员。其后他转到芝大,一九六三年阿尔钦给我一份厚厚的他的文稿(后来分两篇发表),引进交易费用来再阐释帕累托条件,对我的影响很大。德兄的论点主要是批评政府,是当时我读过的最好批评。后来我在《价管理论》的结语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算进所有的局限条件,政府的存在与所有政策的出现皆源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约束,所以“帕累托至善点”这回事,引进所有局限,不可能不存在。这是不同意德兄之见了。 最后一个是我。我说当时自己是站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中心,只我一个是这样,因为五人中只我一个不断地听了阿尔钦的课,而阿师的主要思维只能从他的课获取。我的贡献是《佃农理论》与后来在华大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两项巨大研究的运情 我曾经提及,在华大时我作过两项庞大的研究,是否有所值只有天晓得。其一是获得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我和一些助手与学生大手地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其中一个要点是考查专利与秘密的租用合约。我找到门路,花了基金不少钱购买了数百份这些合约,事前可没有想到发明这回事,技术满纸,不是专家看不懂!这项研究我们差不多交白卷,可幸我有两个学生,跟进了这研究,发表了几篇可观的文章。我自己发表了一篇关于商业秘密的,而为资助基金写下的一份长报告,放进了自己的英语论文选,今天久不久见到有被引用。这报告写得深入,还有机会受到重视。 第二项工程是关于石油工业的,是一件庞大的反托拉斯案的工作。非常有趣,我花了三年时间写下两份加起来约三百七十页的长报告,阿尔钦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可观的实证研究,认为不能发表非常可惜。今天四十年过去,我可以去信要求当年的聘用我的石油公司让这两份报告发表。他们同意的机会应该高,但那些报告是石油专业的学问,外人不容易读得懂,有兴趣的读者不会多。 风险是小错卸责是灾难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上述的华大学派只是其中的一个支流。今天我认为这支流是高于主流,只是文章远不及主流的那么多。我认为主流的弄得一团糟,是灾难,而这灾难的起源是《佃农理论》的第四章,那关于合约选择的,一九六九年以独立文章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 在《选择》一文我走错了两着棋,一小一大。小错是我提出风险规避来解释佃农分成的采用。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风险何物。可幸我用农植收成的方差来量度风险,救我一救。大约四十年后在《经济解释》中,我改用在议订合约时双方不知收成的量,作为选用分成合约的理由。预期的收成量方差愈大,选用佃农合约的机会愈高,而这正是我在《选择》一文内提供的证据。这是说,以预期收成的方差大小来衡量风险有困难,但用以衡量收成量的或大或小的变数却是可取的。 第二着错棋却是严重了。这是《选择》的第一节提出卸责(shirking)或偷懒这个理念。绝对是验证的败笔。跟着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以卸责为主题,一九七二年发表了一篇大红大紫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是《美国经济学报》历来最多的。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或不会偷懒,而是这些行为我们无从观察,所以不能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听说阿尔钦谢世前几年也认为他一九七二的大文不好。 广西的纤夫成了名 灾难继续发生。一九七〇年,我刚到华大不久,多伦多大学的麦克马纳斯(John McManus)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闲谈中我对他说了在广西逃难时的一个小故事。离开柳州逃到桂平那段路程是坐船的。坐着数十人的木船,有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行,也有人拿着鞭子在旁监管。我的母亲参与那次租船的议价后,对我说:“五常,你信不信,那位拿着鞭子的人是被鞭的纤夫们雇用的!” 这个故事传了开去,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哗然。麦克马纳斯的文章要到一九七五年才发表,因为我尝试阻止他。但跟着W. Meckling与M. Jensen一九七六发表的鸿文提到,广西的纤夫与鞭手于是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成了名。有人拿着鞭子监管纤夫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但我不识字的母亲是我平生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喜欢编造故事给我听。纤夫雇用持鞭子的人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我母亲的伟大发明! 在这些喧闹声中,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一九七五年出版他的《市场与等级》那本大红大紫的书,推出机会主义(opportunism)与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看不到则验不着,为什么没有人尝试把这些术语无数的假说付诸科学验证呢?当然,像我当年提出的卸责那样,我以为自己是验证过,其实没有;阿尔钦及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的大文提出不少例子,但卸责无从观察,算不上是真的验证。我看不到威廉姆森的论著有马歇尔的影子。不能说他的不是经济学,而是无从验证的另一种。 油管与油船的例子 一九七八年,Klein、Crawford、Alchian三人连手发表一篇又是大红大紫的关于公司垂直组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文章。该文提出敲竹杠(holdup)之说,也是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一九七七年我拜读该文稿时,见到他们提出如下的例子。为了避免被敲竹杠,一间石油公司不会租用输油管,要自己建造,但会租用运油船。我当时是一家石油公司的顾问,对他们说石油公司租用输油管是惯例,而大的石油公司一律拥有自己的运油船队。这些事实是清楚地否决了该文的理论与假说。他们知道我是石油工业的专家,只简单地取消了油管与油轮的例子,文章的其他内容不变。 卸责、恐吓、勒索、敲竹杠、机会主义等故事可以说很多,一般可信,但这些无从观察,不是一个有公理性的实证科学应走的路。跟着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也满是有趣的故事,跟我聪明的母亲当年可以打个平手。然而,经济科学的主旨,因为是公理性,需要通过证伪那一关。无从观察的术语是不能证伪的。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七) 


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

尽管求学时我有过目不忘之能,但今天老了,早上想到的,下午就忘记。数十年前的往事倒还记得多一点。我写过《佃农》的往事,今天再写,从另一些角度下笔,时日的记忆可能跟以前说过的有出入。年份不会错;至于月份,我只是凭着几个关键日子,这里加那里减,弄错了一两个月不奇怪。对读者来说,时日的准确性不重要,但我要追溯自己的思想历程,好让同学们知道,当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后来的灾难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学派发展时,我是唯一的站在中心的人。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整理好《台湾农业年鉴》的数据,多个需要验证的含意得到支持,知道博士论文已经掌握。我参考过前人的重要论文,对那些大师的作品虽然佩服,但从一个新理论通过事实验证来衡量,我有机会超越他们。为此我决定放慢下来,把算得清楚、详尽的《年鉴》及其他有关的数据整理好,放在一旁,先处理其他的章节。 一稿两投的结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写好了《佃农理论》的主要长章。那是没有三七五租管的那部分,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指出传统的分析错在哪里。该章经过赫师与阿师的指导,修改得他们高兴。急不及待,我把该章寄到两个地方。其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出版社,希望他们能替我出版一本书,但说明那只是书的一章,其他的还没有动笔。该社的编辑很快就回信,说要出版该书,希望我能尽快把整本书写好。后来在芝大我跟这位编辑见过几次面,今天很遗憾当时没有结交这个人。只看一章就作出整本书的判断,这位编辑了不起。可幸后来我数易其稿把整本书写完,没有让他失望。 其二是我见该章是独立的,把文稿寄到《美国经济学报》(AER)。该学报的编辑也很快就回信,说文章不错,但传统说佃农的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的五十、五十,要求我把文章改为五十、五十的分成。我没有回复他。后来到了芝大我把同一文稿交给那里的《政治经济学报》,主编蒙代尔收到评审的报告后,对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傻,你的文稿可分为两篇文章发表。这样吧,我要前一半,你把后一半交给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报》吧。”我很快就把前一半交给他,只改了一下引言与结语。后一半呢?我多加了不少在芝大找到的重要数据,过了半年才交给科斯。 杜玛推荐夏保加不管名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长滩,我无端端地收到杜玛(Evsey Domar)一张邀请卡,叫我到他的家参加新年除夕酒会。杜玛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但他不认识我,为什么会邀请我呢?他任教于麻省理工,当时在洛杉矶邻近的兰德公司造访。好奇地应邀,见他家中有不少客人,没有一个我认识!酒会中途,杜玛高声说:“谁是史提芬·张?请站出来。”我应了。他带我到厨房去,说:“赫舒拉发给了我你论文的一章,我读后认为你不属于长滩,要不要到麻省理工试一试?”我说可以。一个月后收到他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把我那一章文稿寄到芝加哥大学给基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杜玛又说芝大有一个博士后奖金,曾获该奖的有阿罗(Kenneth Arrow)与蒙代尔,叫我申请。 约翰逊曾经写过佃农,我在该章直指他的错,措辞不留情面,所以不便申请。过了个多月,赫舒拉发给我电话,问为什么我还没有申请芝大那个博士后。我无以为对,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到芝大,两天后就收到那里的经济系主任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的电报,说我获该奖,年薪八千美元,不用抽税,什么也不用做,只是要到芝大一年。 我当时只写好论文的第一长章,怎样去当博士后呢?想了几天,挂个电话到芝大给夏保加,说论文只写好一章,问他可否把该奖延迟一年。夏保加说:“芝大经济系所有的教授都是先生或小姐,没有谁管你是不是博士!”无话可说,加上当时香港出现了一件不幸的家事,阿尔钦寄给我一纸五百美元的支票,让我聘用打字助手,六个星期后我把论文赶起了。这赶工主要是后来出书的《佃农理论》的第八章,引用《台湾农业年鉴》那部分的数据,怎样安排怎样验证及细节要怎样处理我想过无数次,动起笔来有如长江大河,很痛快。 约翰逊的指导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呆了两年,遇到的能人异士我曾经写过,这里只说《佃农理论》在该校的发展吧。 到芝大后我先到该校的出版社,交《佃农理论》的文稿给跟我联络过的编辑。他高兴,说文字编辑处理后会出版。我跟着去找基尔·约翰逊。他是我曾经批评过的农业经济专家,芝大经济系的教授,也是当时芝大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我平生认识的大学管理高层不少,没有见过一位达到约翰逊的水平。他客观、公正、重视人才,永远是先想一下才说话。他重视我的佃农分析,明知我在论文中批评他,也坚持要给我那项博士后奖金。后来另一位芝大教授对我说,选该奖金的得主时,约翰逊是委员主席,坚持不考虑其他申请者,要是我不申请就空置该奖。 作为芝大一个大学院的主任,约翰逊日理万机,但他永远接见我,我要多少时间他也提供。不久后我在芝大的两间图书馆找到新而重要的关于佃农分成的资料,但出版社那边赶着要出版,我求教约翰逊,问他应该怎么办。他说让他想两天。果然,两天后,他亲自到我的办公室,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一般来说,像芝大那么有名的出版社,要出版你的书应该立刻给他们出版。但你的《佃农理论》有机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相信我吧,一个学者的一生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你自己能再有这机会也不容易。所以我认为你要多花一年时间去改进这本书。” 我依他的,认真地多花一年。也算时来运到,当时芝大有两间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好些我写论文时没有机会见到。我掌握着这些新找到的资料,把原来论文的两节扩充为两章,都重要。结果就成为今天大家见到的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佃农理论》了。 芝大主馆有求必应 先谈芝大的图书主馆吧。那是我平生用过最好的图书馆。书多尚在其次,重要是他们的服务是我平生仅见。是怎么样的服务呢?任何在该馆内找不到的书,只要你能提供作者及书名,他们会立刻从其他图书馆借来给你。要是其他图书馆不肯借出,他们会付钱影印一本给你。快捷,准确,有求必应! 有这样难得一遇的服务,我在该馆考查研究,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追溯从斯密到我那近两百年的关于佃农分成的理论发展,写成了后来《佃农理论》的第三章。该章写得好!怎可能不好呢?你要哪本古书该馆立刻提供,要写得不好也不容易。同学们要找机会细读该章,去体会一下什么才算是学问。这方面的学问,是要有足够的数据在手才可以发挥。 剑桥的实证水平尘下 我见到该馆的服务那么好,就尝试另一项考查。那是关于庇古一九二〇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那本巨著,其中他引用很多农业资料——尤其是中国的农业数据——来证实农户与地主之间的租田合约不善,从而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庇古引用哪本书的资料为凭,我就追查哪本书;该书引用到另一本,我就追查另一本。如是者一路追到尽头 ,竟然发觉庇古之说全部毫无实据! 我又发觉剑桥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一八九四年作《经济学报》的主编时,高举一位名为Henry Higgs的提供的一篇关于法国佃农分成的文章。该文只考查一个农户,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而作者的整篇文章很马虎,要是我作评审不会建议取录,但马歇尔却把该文放在首席位置。我知道马歇尔曾经用了几年时间考查工厂,但从他的巨著中我看不到他对工厂有深入的认识。见到他高举Higgs之作,我不无感慨。马氏是剑桥的大师,理论天赋之高不见古人,庇古是他的弟子,也属大师。这二者代表剑桥的经济学,该学派对实证研究的要求属尘下矣! 是的,经济学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作者凭想象提供一个例子,另一位作者引而用之,如是者传了开去,传得几次,就变为事实! 小图书馆是个金矿 当年在芝大我也常用的是另一间图书馆,很小的,名为亚洲图书馆。在该小馆我发现了一个小金矿。是这样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名为卜凯(J. L. Buck)的教授(赛珍珠的丈夫),到中国的金陵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作中国农业的实地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做得认真、详细。卜凯的几本书我在洛杉矶加大时读过,但可没有想到,当年的金陵大学给他提供的多位助手,其中有几位也为中国的农业著书立说,是用中文写的,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见到。该馆也有几家国民政府的机构在大陆时出版的农业报告,提供的资料跟卜凯的助手提供的没有冲突,显得珍贵可靠。 我为这些新获得的中文数据做了三件事。其一是在出版的第三与第四章我增加了不少假说验证。其二是在书后的两个附录我提供了中国不同地区与不同等级土地的不同分成率,以及在二十二个省份中的固定租金与分成租金之别。这些数据明显地推翻了传统认为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之见,也推翻了佃农分成地主的收入会比固定租金为低。当约翰逊见到这些附录时,叫出声来,说:“传统的分成率由风俗决定之说真的害死人。要是昔日我能见到这些数据,我的分析当会不同。” 合约经济学的起源 可能更重要是我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中找到中国昔日农地出租的合约版本:固定租金合约、分成合约、铁板租合约、固定租金合约加大失收的减租条款等,而分成合约与固定租金合约的主要分别,是前者对农植的选择与土地的耕耘皆有明确的指定。我不认为这些白纸黑字的合约版本支持着我的理论是那么重要,因为合约这回事,在中国,文字还没有发明之前就出现,而在二战时我在广西农村所见,是农民既没有钱,也不识字,口头合约还是有效的。既然这些合约的文字版本存在,我是找到金块了。 重要的问题明显。我的理论说不同的合约安排有相同的产出效果,为什么市场会有不同合约的出现呢?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天大寒,我在芝大的国际学生宿舍拿着六款从亚洲图书馆影印过来的租田合约的版本作考虑,问:为什么有时这样选有时那样选呢?这就是今天的合约经济学的起源了。 拿着那六张纸我想了多晚,这样不对那样又不对,最后我选择以风险规避与交易费用这二者的变化来解释不同合约的选择。写成的文章受到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与戴维德等人赞赏,也导致代办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的兴起。一位朋友甚至把该章翻为方程式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自己总是觉得有点不妥。到我终于解通合约选择的密码时,是三十多年后的另一个年代了。 下文可见,虽然《合约的选择》一文既有趣也有新意,但因为走错了一着棋,导致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了灾难性的发展。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六) 


寻找路向的日子

一九五九到六五那六个年头,我在洛杉矶加大的进境外人看是快。要不是为了多听阿尔钦的课,我还可以多快两年。阿尔钦几番对人说他没有见过另一个像我那样能持久地拼搏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假装拼搏,而今天回顾,我算不上是怎样拼搏过。当年我的空闲时间多,喜欢跟一些同学游山玩水,或到深海钓鱼,或在深夜到海滩捕捉小鱼。为了要多赚点零用钱我有时在清早起来派报章,有时在课后替人家剪草,或替老师改试卷,或到学校的停车场作收费员——有时右手改试卷左手收费。我也曾经作过鲍特文与布鲁纳的研究助理。一九六二年开始我在该校的经济系作助理教员。 课余饭后,我喜欢在学生的活动中心玩半个小时的桌球,或桥牌,或乒乓球——事实上,当时我是加大的乒乓球单、双打冠军。我不做的课外活动是参与任何同学会或来自香港的富家子弟的派对。当时在经济学之外的朋友大多是音乐或艺术的爱好者。 翻书多读书少 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我认真地读过的书及文章很少——加起来不过三几千页。翻书却多,不止几百本吧。翻书是快翻,书名和作者也记不起的。在旁听赫舒拉发与阿尔钦的三年中,我喜欢长驻校内的图书馆。当时洛杉矶加大的图书馆没有休息日,每天开放二十四个小时。我在馆内申请到一个仅可在地上睡得下的小房间,内里有桌、椅、书架各一。有电源,可用发热针煮罐头食品。我有时索性不回家,在那小房读读睡睡。有三几位其他学系的同学也这样做。 馆内的书籍当然是分类在架上排列。通道上有手推车,我在架上找寻自己要翻阅的书,放在手推车上载得满满的,带到自己的小房间,翻阅后把书放回通道的推车上,有服务员负责放回书架。图书馆规定学生不可以自行把书放回书架,以免放乱了。 当年翻书翻得快,因为察觉到在同一题材上,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不容易找到几页算是一家之言。这样的重复对我还是有助,因为让我知道作者们的一般取向。偶尔读到有点新意的,就停下来想一阵。 奈特给我的启发 书本不论,在研究院我读得最认真的文章,是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了两年。当时我也重视奈特(Frank Knight)一九二四年发表的《社会成本的谬误》。奈特说的与科斯说的大致相同,只是科斯引进交易费用,而文字也来得比较清晰。我曾多次提到科斯对我的影响,少说奈特。这里说说吧。 奈特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点,都重要。其一是在一九二四年的鸿文起笔的第一页,他指出经济理论的假设要与事实相符。这跟弗里德曼后来提出的“假设不需要是真实”有别。当年从内格尔(Ernest Nagel)一九六三的鸿文中我知道假设有好几类,哪类需要是真实呢?反复考虑奈特写得不易读的文章,得到的结论,是经济理论关于局限的假设,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大致相符。这使我后来提出一句行内没有谁反对的话:如果在化验室作实验指明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能用一支不洁的而假设是清洁的。 奈特给我第二方面的影响,是他对庇古(A. C. Pigou)提出的两条公路的批评,不仅对,而且含意着租值消散的出现。虽然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一词出自戈登(H. Scott Gordon )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关于公海渔业的鸿文,但明显地是源于奈特的公路分析。戈登之作无疑重要,但他的分析是源于奈特——几何图表基本上是搬过去。戈登应该提到奈特,但没有。科斯的《社会成本》是更重要的鸿文,也应该提到奈特,但也没有。这是一个文字写得艰深的天才需要付出的代价。受到奈特与戈登的启发,我后来在租值消散这话题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英语文章:一九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与一九七四发表《价管理论》。今天看二者将会历久传世。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蒙代尔(Robert Mundell)家的酒会中,我第一次见到奈特,立刻走到他面前,衷心地说:“教授呀,我从你一九二四的文章中学得很多!”他看着我好一阵,感叹地说:“那是很久以前写的了。”我在自己的英语论著中提到奈特不多,很奇怪在《维基百科》写《奈特》那项中,说奈特影响了五个经济学者,其中四个获诺奖,最后一个与该奖无缘,那是史提芬·张。他们看得出我的英语论著有奈特的影子,是给我很大的荣誉了。 论文题材的范围取舍 在上述的为了多听阿尔钦的课而把博士笔试押后约两年的日子中,我考虑博士论文要选什么题材与怎么样写才对。当年美国的经济学博士远比今天的苛求:那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几年颁发一个博士,今天是一年几个。另一方面,虽然我在图书馆翻阅的书一般是抄来抄去,脚注密密麻麻有点无聊,但校方指定博士论文跟硕士的不同,前者一定要是原创。太阳底下没新事,什么才算是原创呢? 我首先淘汰的,是福利经济学那个范围。鲍特文的课教福利经济教得很详尽,其没出息的弊端清楚。赫舒拉发的课教理论清晰,但可取的新理论难求,不容易挤进费雪的行列中。赫师后来希望我尝试把风险引进费雪的利息理论作为博士论文。那是当时的一个大话题:费雪的利息理论非常精彩,但没有引进风险,是美中的不足。当时尝试填补这个空隙的师级人物不少,包括赫师自己,皆没有重要的收获。赫师认为我是解通这个谜的适当人选。我尝试过两个月,无法肯定风险要怎样量度才对,放弃了。 余下来的选择,是向验证假说那方面走。这是当时几位老师常有提及的路向,其中最重视的是阿尔钦。另一方面,在验证假说的科学方法上我和几位同学皆耳熟能详。知道怎样做,但没有尝试过,当然跃跃欲试了。验证假说这回事,当时不少老师都在说,可惜我和几位同学见不到有什么精彩的成绩。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关于币量理论的假说验证当时常有讨论,但到处都是争议。说实话,虽然后来弗里德曼和我成为深交,我历来不认为货币理论是那么有趣。当时吸引着我的是戴维德(Aaron Director)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非常有趣,但我不能接受该捆绑是为了价格分歧。尽管如此,戴老的思维终于影响了我从合约结构那方面想出自己的佃农理论,那是我转到长滩任教职的一九六六年了。 价格理论的掌握是关键 问阿尔钦博士论文要怎样选题材,怎样写,他说是我的论文,要我自己想办法。但他还是建议我读几篇他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文章。问赫舒拉发,他建议我参考前辈发表过的有大成的博士论文。为此我参考了费雪、萨缪尔森、勒纳(Abba Lerner)与奈特这四位的成名之作。可惜除了奈特,其他三位大师的博士论文皆属纯理论,半点验证假说的操作也没有。奈特之作无疑是巨著,但他把风险(risk)与不确定(uncertainty)分为不同性质的因素没有说服力,我认为这二者就是上帝也分不开。 作为有创意的博士论文,以验证假说为重心,作者提出的假说当然要有新意。假说的背后是理论。理论当然可以是原创的。当年我否决尝试,因为研读过不少关于经济发展学说的新理论,认为一律胡说八道,令人尴尬。是老师们教得好吧。我当时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不仅有相当的水平,而今天回顾那个水平其他大学的老师教不出来。我贯通了阿尔钦、赫舒拉发、鲍特文这三位老师教的。当时没有哪家大学,在价格理论的教导上可以相比。对价格理论的掌握我当时感到舒适,但怎样才可以推出有点新意的理论假说,然后付诸实践作验证呢?找寻可以作理论验证的博士论文题材真的难,非常难,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真的尝试过。能成功地尝试过一次,例如我后来想出写佃农分成,跟着选其他有点新意的验证假说的题材就变得容易了。这是说,一条难走得通的路,走通过一次,跟着再走或选走其他的,彷佛是老马识途。 租金管制与明治维新 当年尝试过的论文题材,最吸引着我的是香港的租金管制。考查之下,发觉数据太多太复杂,不是一个博士生要尝试的。博士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西雅图大兴土木地尝试,终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那篇今天看可以历久传世的文章。 另一个尝试过的题材,明显地是个好去处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出现的迅速经济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我找到一本古老的厚厚的关于日本经济的历史书,用英文写的,提到从德川时期转到明治,日本的土地使用是把已经有私人使用权利的农地加上转让权。关键明确,而我当时正在研究土地产权的问题。但只能找到那一本关于日本从德川转到明治的用英文写而又提到土地转让的书。我拿着该书,约了阿尔钦及赫舒拉发两位老师一起坐下来,问他们研究从德川转到明治的土地使用的转变与经济效果,作为博士论文怎么样。他们一致赞同。但我说自己不懂日文,而图书馆内只有那本英语写成的很旧的书提到日本的土地转让问题。阿师说可能只有这本书提到日本当时的土地转让,说不定只一本古书提供的数据足够。 跟着我继续找寻关于日本德川与明治时期的资料,追踪到的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有一位研究日本该时期的经济历史学者,是该校的教授,名为Henry Rosovsky。我去信约见这位教授。他很宽容,让我到他在伯克利的家的书房中谈了两个小时。该教授说得清楚:某程度的土地转让在明治之前早就出现,只是明治再放宽。他说有关日本土地转让的历史文件与档案很多,但全部是日文,读不懂不能在这题材上作研究。 一年多后,我听到Rosovsky转到哈佛的经济系任职,好些年后我听到他是哈佛经济系历来做得最好的主任,也在该校当过校长。怎么会那么巧?我求学时遇到的学者后来多是名家。还记得那天下午在他家的书房中,他问我最喜欢读哪篇经济学文章。我说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他说那是非常深奥的作品。 选题太难转攻摄影 找寻博士论文题材,第一次尝试,真的是难于登天。一九六四年的暑期,苦闷之余,我索性离开图书馆,每天独自拿着照相机坐在洛杉矶加大邻近的一个小园林中,重施故技,从事摄影艺术的操作达两个月之久。老师与同学皆奇怪为什么我失踪了。在那两个月中我想出新的摄法,获得的数十帧作品展示着如梦如幻的光,引来求教的人无数。一九六五年这组作品在加大展出,传了开去,老师们多有去看的。后来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把该组作品,加上其他的,再在长滩的艺术博物馆展出,不少刊物大事报导,都在谈我的作品上的光。该展出延期了两次,好些参观者从远地来。馆长说他们要建新馆,希望用我的摄影新作为开馆的主题展出。为此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驾车到美国的东北部,日夕拍摄了两个星期,所获甚丰。可惜跟着到纽约的唐人街吃午餐,餐后发觉车内的物品,包括近百卷还没冲洗的胶卷,全部被偷了。光天白日,大街大巷,也如此。这是纽约。后来再从事摄影,是二十年后在香港朋友的摄影室了。但这是转到灯光人像那方面去,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我作过职业操作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在该摄影室替弗里德曼摄了他的灯光人像,他喜爱,说永远不会把另一张他的照片给媒体。今天该作在网上频频出现,当可传世矣!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四) 


釜底抽薪可使人民币止跌

这些日子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不妙。在国际媒体与一些什么投资专家的不断推测下,其币值持续下跌逾一年了。这有持续性的逐步下跌对中国的经济不利,因为促长了人民币有不断下跌的预期,投资者不会乐意把资金注入中国。另一方面,为了规避风险,在内地持有人民币的,会偏于按官价兑换外币,汇到香港或其他地方去。换言之,人民币有了目前的持续性的下跌预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在这不幸的发展中我察觉到两项不寻常的现象。其一是今天的中国内地基本上没有通胀,有些地方甚至有通缩。没有通胀,币值不断下跌显然不是因为货币的购买力减弱,而是源于一些预期的变动。我们不容易指出这些预期是些什么。其二是我注意到一些地下钱庄,汇为量不大的钱到香港需要等待几天,据说是因为香港变得不容易找人民币的买家。为了考查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断断续续地跟进了这些地下钱庄的运作数十年。这些运作北京上头当然知得清楚。地下钱庄的活动主要是协助小生意的运作,一般的情况对经济的发展有利。历来的情况,是这些钱庄把人民币兑港元汇出去,款项不大的,其速度甚高,但近来却要等几天。 我的理解,是小款汇出要用上几天可不是因为政府的干预,而是不容易找到买家。更为奇怪是终于成交的汇价可不是什么黑市汇率,而是官价。这跟二十多年前人民币有弱势时地下出现的黑市汇率不同。我的解释是黑市汇率的厘定要通过市场的讯息与交易费用的运作才出现,而今天还没有厘定了的黑市价。按官价成交,地下的仁兄要找人民币的买家就要多找一两天了。这也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币值,在我执笔时的今天,还算不上是有偏高的好证据。 如果人民币的国际币值真的是偏高,需要下跌,北京要让之下跌,但不要一点一点地跌,因为后者会促成不良的预期。然而,上文可见,我们看不到人民币有偏高的证据。既没有通胀,也没有黑市汇率的出现,有的是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好,加上外间众说纷纭,炒家们落井下石。北京的朋友处理经济的方法使好些做生意的人失望。不要算我在内:我只是个学者,无足轻重。 市场预期这回事,经济学者历来说的多,懂的少。我不例外。如果人民币今天的跌势只是源于市场的预期,我倒可以建议一些止跌的有效方案。这方案有四项可以协助的准备,然后来一招简单的釜底抽薪。 先谈四项准备吧。 一、撤销劳动合同法。这项我建议过多次,而几个月前也听到北京打算撤销或修改。不要修改,要撤销。这撤销当然不能立刻执行,但北京要尽早公布决定何时撤销。这会阻慢投资者转向印度或越南等地设厂的速度。我们不应该反对内资转向外地赚钱,但为恐人民币继续下跌而急于把资金外撤是不应该鼓励的。撤销劳动合同法也会鼓励外资进入中国。我们要知道外资多进口一元会远比中国货多出口一元,对人民币的币值支持为大,因为一元外资进口会促使同一投资者继续带进外资。 二、撤销反垄断法。对外资而言,此法是他们的大忌。我曾经是美国的反托拉斯专家,知道很难找到该法例对经济有好处的案例。垄断对经济发展的祸害主要是政府主导或支持着的垄断,这类垄断今天的中国多得很,可惜反垄断的法例却反不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撤销反垄断法会鼓励外资的引进,尤其是那些持有发明专利的外资企业。 三、撤销房产的限购。这会鼓励资金留在内地,从而减弱内资外移的意向。如果有关当局认为楼价过高,增加兴建楼房的土地与楼房供应才是可取的方法,或多建公路、地铁等交通设施,让城市居民扩散开去。换言之,要挽留人民币在内地,限购房产有相反的效果。 四、让利率自由浮动。几年前北京公布过这决定,但今天看显然没有真的执行。长远一点看,一个无锚的货币制度不可以真的让利率自由浮动,因为这制度久不久要调校利率来调控经济。然而,在目前,利率浮动上升会减低人民币下降的压力。我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作为人民币之锚,要放弃调控利率。但今天人民币有弱势,不宜引进我建议的。如果几年前引进我建议的货币守锚制度,人民币不会出现今天的麻烦。目前看,人民币要转弱为强,不需要太多的外汇储备维护币值,才可以安全地引进我建议的下锚制度。 有了上述的四项准备,北京就来一招简单的釜底抽薪!这是略为减少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不要管其他的货币量,只管钞票。这是最易执行的货币政策,而且力道甚强。央行的朋友对钞票的数量当然有足够的掌握,至于应否减低钞票的总量还是只减低钞票量的增加速度,他们可以选择。我认为减低钞票的总量可能需要。要记着,调控钞票量对币值的影响力甚强,有道的经济学者知道,而香港采用的钞票局的经验也支持着这一点——那是一九八四年的经验,我为当时的财政司彭励治跟进过。我无从判断今天人民币可以或应该考虑的釜底抽薪——抽起一些钞票量——要抽多少,但央行的朋友可以逐步尝试。另一方面,我认为人民币目前的困难不严重,北京还不需要学香港当年,大放外币在内地通用。 就算北京的朋友完全不管我在上文提出的四项准备,减低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对人民币的国际汇值也一定有助。加上那四项则更为容易,甚至可能不需要釜底抽薪。没有通胀,人民币汇值下跌的处理应该是难度不高的。只是不断地下跌带来的预期对经济不利,要处理。 


悼诺斯

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自己还要多活几天才八十,诺斯却先走了。他享年九十五。朋友问我会不会为诺斯写悼文,我说会的,因为他欠着我,我欠着他,是两笔不可用金钱量度的账,不能加加减减处理,这里由我说清楚对将来写经济思想史的会有点帮助。深知我和诺斯的以往关系的还有几位健在,说错了他们还有机会纠正。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 做学问要搞出一个学派是非常困难的事。哗众取宠或标奇立异的行为不会有作为。一九九○年,诺斯在一本书中提到:「交易费用这思考路向,从事者一致同意的只是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其他方面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我在这里发展的交易费用路向,称为华盛顿大学路向可能最恰当,其创始人是史提芬‧张。」诺斯是说有这么一个华盛顿学派,而中心人物是区区在下。McGee、Barzel、Kochin、Silberberg、Umbeck、 Hall等当年的同事也会这样说。我要在这里澄清的,是虽然思想主要源于我,但华盛顿经济学派的主要搞手是诺斯。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博士后我正式出道,诺斯还没有见过我这个人,也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却寄给我一纸终生雇用合约,职位副教授,年薪一万七千美元。知者哗然——我的老师赫舒拉发当时直言是过高了。一万七千究竟是多高呢?当时我在西雅图找到一间自己很满意的独立花园房子,海景无敌,作价四万六千美元。据说今天该房子之价逾百万美元了。可能因为当时西雅图的经济不景,房价相宜,但一万七千年薪当时是高过大部分的正教授。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到了华大,几个月后诺斯找我,说:「正教授们刚才开了会议,其中Vernon Mund建议升你为正教授,大家投票的结果是一致通过,你要我怎么办?」我回应:「名头你们可以保留,但加薪我乐意接受。」他说:「我要说服院长呀!给我一些你的学术文章吧。」 我早就知道诺斯聘请我时没有读过我写的文章,这次他要我拿出升级本领的证据,就给他一篇十多页的、一九六八年在《政治经济学报》发表的题为《私产与佃农》的文章。「只这篇吗?」他有点不相信见到的。我回应:「还有其他的,但这篇应该足够。」他不再问,而我在华大工作了十三年,诺斯只这一次跟我谈及升职或加薪的事。 从今天的经济学衡量,诺斯是个很古的人。一九五二年获博士,主攻欧洲的经济史,今天经济学的曲线或方程式他是没有学过的。说实话,我认为他对历史的研究不够深入,而他对中国的史实不关心。诺斯的长处,是他重视思想,懂得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喜欢鼓励与维护一个思想的发展。他也喜欢把他人的思想搬进自己的文章,用另一个角度表达,如有问及,他从来不隐瞒思想来自何方。 我为做学问用心地工作了五十多年,认识的天下高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像诺斯那样,遇到认为是他可以用的思想,就立刻求教。科斯的助手王宁在不久前的讲话中,提到十多年前他第一次见到诺斯,诺斯对他说在西雅图华大作经济系主任时,要花一半时间和精力伺候史提芬!无疑有点夸张。但不久前读到John Umbeck回顾西雅图华大经济系的往事,与听到杨怀康七十年代后期造访华大经济系见到的情况,这夸张不严重。王宁又提到诺斯离开西雅图华大是因为诺斯过于偏袒我,开罪了不少人。这应该不对。诺斯离开西雅图是因为华大的经济系换了一位仇视芝加哥学派的人作系主任。诺斯是名家,当时只六十出头,不愁没有其他名校招手。 科斯曾经说要是当年我留在芝大,对经济学的贡献会大很多。这观点应该不对。当年在诺斯的保护下我写出的一系列文章,今天一律成为经典,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中常见。 想当年,到了西雅图华大不久美国的大学出现了数文章多少与论学报排名这些无聊玩意。诺斯与当时的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算文章数量这种玩意与我无干,我的工作只是搞自己的思想。后来我为一家石油公司作顾问,作了几年,写下的两份厚厚的报告,阿尔钦认为是他见过的最精彩的经济实证研究,但不能发表,诺斯与贝克曼都不反对我这样做。 不久前萧满章对我说他的发现,是西雅图华盛顿学派的重要与众不同处,是件工合约的分析常见。说件工合约其他大学很少提及或不重视,是对的。但我认为如果华盛顿学派真的存在——或存在过——其思想与他家不同处,最重要的可不是萧满章说的件工合约,不是巴泽尔说的产权理论,也不是诺斯说的交易费用路向,而是租值消散的理论结构与精彩变化。 租值消散这个理念起自十九世纪的范杜能,一九二○年由庇古以两条公路示范,一九二四年奈特力斥庇古之非,一九五四年戈登把奈特的分析引进公海渔业。租值消散(the dissipation of rent)这一词是戈登起的(他只在文章中提到一次)。上述的三件作品我作研究生时熟读,但当一九六九年初我再读戈登的大作时,竟然发觉他分析的均衡点言不成理!手起刀落,我在一九六九年写好一九七○年发表的《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给租值消散的均衡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分析。这些是我转到西雅图之前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学问,到了西雅图这个话题就变得热闹了。 租值消散在西雅图有些什么新发展呢?有如下数点,都重要。一、租值全部消散是很困难的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非私产有其可取处。二、不用市价作为竞争准则,其他替代的准则会出现,而任何非市价的竞争准则,某程度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三、减少租值消散是争取利益极大化的行为,所以任何政府管制法例的后果,要从减少租值消散的角度处理。这样看,中国当年的干部等级排列有减低租值消散的效果。离开了西雅图后我再想到:四、交易费用是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租值消散在一人世界不会出现,即是要有竞争才会出现,所以租值消散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一种。我要再过约二十年才想到最后的第五点:市场的出现带来多种交易费用,采用市价作为竞争准则的交易费用甚高,但市价这个竞争准则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所以市场的出现是以提升某些交易费用的方法来减低另一些交易或制度费用——租值消散。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由我口述,侯运辉与杨怀康执笔,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只一条》,内容是说在所有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采用市价是需要有私产或权利有清楚界定的制度。后来我知道北京好些朋友重视这篇文章,也有人说一石激起千重浪,该文对中国的经改有重要的影响。今天回顾,那篇文章是西雅图华大学派的典范。 诺斯当年没有跟我们日吵夜吵租值消散这个话题,但他不断地在旁拍手、鼓励。有时他提出一些中世纪时期在欧洲的农地分配处理,天晓得是真是假,害得我和几位同事与一些研究生吵个不休。今天回顾与衡量,尽管无数的中国学者崇拜西方的历史学者,我认为在历史的治学上中国是胜于西方的。 我也认为今天中国大学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完全没有诺斯这种人。只要你的脑子够好,天天用,久不久表达一下自己的思想,诺斯不会让外人干扰你,或要求你去做一些跟思想创作无关的事。不仅今天中国的大学没有诺斯这种人,当年在美国也不多见。在我当年认识的经济学者中,单从维护思想发展这方面衡量,林毅夫的老师约翰逊与诺斯最相近。约翰逊对思想重要性的判断胜于诺斯;诺斯推销思想的本领高于约翰逊——因而一九九三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斯已矣,何处觅诺斯? 


创新思想、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我要写这系列建议改革中国的大学制度的文章有好些日子了。迟迟才动笔,因为修改《经济解释》转作重写,把原来的三十万字增加到六十二万字。我是个思想非常集中的人,决定重写,跟着的五年没有中断过。 判断经典要讲老到 让我先说曾经写过的一件往事,好叫同学们能多点明白为什么我对今天的大学的运作不满意。 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些我没有见过的关于佃农的资料,不知要不要再引进自己的《佃农理论》里去。那时芝大的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该论文,正在催稿。怎么办呢?跑去求教后来是林毅夫导师的基尔.约翰逊。他说要细想两天才覆我。两天后,身为院长的他亲自到我的办公室,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一般来说,大名如芝大出版社,要出版你的书应该立刻让他们出版。但《佃农理论》有机会会成为经典之作。相信我吧,很少学者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应该多花一年时间作修改、补充,才让他们出版。」我依他说的,多花一年时间,加了一章佃农理论的思想史,也把原来是一节论合约选择的写成一篇后来影响颇广的长文。《佃农理论》那本书出版了四十五年,今天还在,传世看来还要传下去。 上述的经历说明两件事。其一是约翰逊当时是一位很老到的学者,学问的判断力我当年没有。今天我自己也有这水平的判断力,所以多花五年重写《经济解释》。其二,今天的大学不会鼓励一个教授多花一两年时间改进一件作品;他们鼓励的是作品多。西方如是,中国更如是,像约翰逊那种判断老手恐怕用不着了。 创意欠奉是后天教坏了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学生聪明,用功,但没有创意。怎么可能呢?在美国,曾经用心教我的老师与跟我深入研讨过的同事,喜欢把我的创意捧到天上去。我不应该是中国人的例外。西方的朋友少见多怪:他们没有见过大半个世纪前在香港西湾河海旁的沙地上以各种玩意赌零用钱的孩子。相比之下,西方的孩子可能有另一种聪明,要是他们跟昔日西湾河的孩子在儿童的玩意上比并,会十次输十次。昔日西湾河的孩子玩意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他们不仅聪明,而且有创意。 聪明与创意不是同一回事。马尔萨斯被认为有创意,但不聪明。一些朋友认为曾获经济学诺奖的舒尔兹也如是。困扰着我多年的,是西方的朋友不少认为中国的聪明学生的创意欠奉。从中国孩子的玩意超凡那方面看,中国学生的创意欠奉不可能是天生的,而是成长时的培养出现了问题。我遇到过好些很聪明的中国青年,进入了大学几年脑子彷佛有点硬化。 创意与想象力相同 说聪明与创意是两回事应该对。但创意与想象力之间是有一个等号的——昔日爱因斯坦这样说。我们说一个人有创意就是说这个人有想象力。那么我们问:中国人的想象力怎么样呢?我认为很了不起。大家看中国诗人的作品就清楚了。是的,从李贺、李商隐、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人的作品衡量,他们的想象力之高西方的诗人我们见不到。我们当然不能单从诗词的想象力而推断炎黄子孙的想象力胜于西方的人,但说中国人没有创意,或创意比西方的弱,说不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那么多的西方人说中国的学生少有创意。简单的推论是:如果中国学生的创意不足,是后天的教养使然。我们因而要问:是在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促成中国的学子有令人失望的创意呢? 有三方面的文化考虑 我考虑过三方面。其一是历史上中国没有一个可观的科学传统,或起码这传统比西方落后很多。但我说过,中国的科学传统乏善可陈是源于传统上中国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国家,读书识字的天才都做官去了。没有科学传统不是因为天生没有人材:苏子写「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不是有很高的科学天赋吗?所以没有科学传统不能算是创意的约束。 第二方面是三从四德的礼教传统。在不小程度上,这传统今天在神州还可以见到,尤其是在乡镇等地方。从科学发展那方面看,这礼教传统带来的成见与墨守成规当然不可取,而反礼教惹来的反传统或反前辈的意识也属负值。但我认为从中国旧礼教衍生出来的尊师重道是好的,也重要。当年在美国求学,那么多的大师喜欢教我,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对教我的老师很尊敬,对所有我求教的人尊敬。不少人认为我是科斯的学生,是弗里德曼的学生,其实不是。我只是敬佩这些人,尊敬他们超过他们的学生。不跪下来,怎可以学?这是受到中国旧礼教的影响了。这样看,中国的旧礼教对中国学子的创意影响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 科举文化是祸首 第三方面是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这方面,我认为对创意只有负面影响了!换了包装,这制度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那些近于考状元的高考不仅今天在中国普及,香港也有。严重是十多年前我在武汉某大学见到,学生考试后,改卷的老师被关进一座大楼中,不改完试卷不准出来!据说是提防私相授受。后来我在昆明某大学见到保存得最好的、明清时期的科举「试场」。那是一间一间相连的小房间,科举考生一个一间,考几天不准离开,房中有床一张,枱椅各一,大小解的马桶一个——奇观也。这样的科举试是锁住考生;十多年前我在武汉见到的是锁住改卷的老师。 考笔试可外出漫游 考试真的是那么重要吗?告诉同学当年在洛杉矶加大我是怎样考那最重要的博士理论的笔试吧。考三个小时,题五条,没有选择。进了考室,我花二十分钟反复细读试题——这是我当年的考试绝技的第一招。成竹在胸,走到监考的教授面前,轻声地问:「我要到外面买杯咖啡喝,十多分钟后回来,可以吗?」那监考教授正在读一本书,不抬头看我,轻声地回应:「当然啦!」我于是跑出室外喝咖啡,吃薯条,二十分钟后回到考室,准时交卷。 考个第一。传为佳话是改卷的老师阿尔钦竟然看出,我答宏观理论那一题,用上的方程式比变量多了一条!消息传出,举系哗然。在走廊上遇到一位教过我的教授,他说:「史提芬,听说你又发明数学了。」我纵声大笑,说:「宏观理论历来糊涂,方程式多一条少一条无所谓。」我以不懂数知名行内是从那时开始的。上述的考试气氛过瘾,有点意思,跟今天在中国见到的相差十万八千里。 考口试别开生面 四科博士笔试考完,过了关,轮到口试。考两个小时,四个教授考官每人代表一科,要轮流各问半个小时。奇怪前三个问得快,每人只问二十分钟。最后是赫舒拉发,管理论,当然是最难最重要的了。先前那三位教授正襟危坐,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赫师开口,问:「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那是为什么?」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赫师说:「你很用功,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两个小时的博士口试一个小时考完。我要到后来才知道,口试开头那三位刻意地问得时间短,因为他们要观战。他们知道我是脱缰之马,而赫师喜欢跟他们说我怎么怎么样,他们要看赫师怎样跟我斗法。殊不知我只答了一短句赫师就鸣金收兵,扫了他们的兴。一些好事的同学在口试的室外徘徊,打听战果,后来我那句「人的行为就是那样」广泛流传,被行内不少人认为是需求曲线的最精辟阐释。中国的同学可有见过这样的考试吗? 上述应该是例外。制度化的考试要求的答案一般墨守成规,对学术的发展有杀伤力。中国的科举传统对科学的发展更不对头。上世纪六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在美国学术界名望甚高。此君认为考试制度应该取缔!他转到Santa Cruz的加州分校作校长后,推出学生不考试这个政策,施行了好些年,效果好,但后来再用考试,因为老师认为替每个学生写评语及学生离校时写推荐信,工作太多,宁愿改试卷。 如下推论应该可靠 我对如下的推论是相当肯定的。中国的文化厚度冠于人类,变化既微妙也丰富,而最神奇是这个文化的基调数千年不变!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没有出现过相近的文化发展。中国的文化发展牵涉到无数大智大慧的人没有疑问。学而优则仕这个传统的好处,是跟西方的司法制度相比,包公审案的费用远比司法审案的费用低。其坏处是有学问的人都去做官,一个科学传统搞不起来。这里要注意,昔日做官的收入高,但官的服务没有市价,所以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为了压制买官卖官的行为,科举试就变得隆重,要把考生锁着考!时移世易,今天,为了争取知识做学问,考试再不重要了。 中国要转到发展科学那边去,科学方法的简单逻辑炎黄子孙不难学,而他们的智力水平是人类的表表者。问题是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左右着科学思维,不让中国的同学把脑子打开。科举考试的品味与约束今天还在,礼教约束也还在,后者要求的尊师重道可取,但成见硬化是问题。 懂得利用超凡际遇 今天,北京的朋友要改革大学制度的意识明显。我大略所见,有些方面他们知道怎样改,有些方面他们不知道。我也认为在琐事上他们管得太多——例如大学教师的办公室面积,他们应该放手,让大学的不同学系各自处理。大学是复杂无比的「产出」机构,要详尽地分析我这个年纪负荷不了,但比较重要的改革我在这系列文章写了出来。 说过了,我不是个大学制度专家。只是当年求学遇到的经历,变化特别多,而曾经获得大师高人的教诲多过我知道的任何人。我也曾经利用这些怎样看也是神奇的际遇,在科学的思维上老老实实地下过心机,写下的创作文章大部分到今天还存在于世,也算是立竿见影了。我不认为自己的本领超凡,只是超凡的际遇我懂得利用。有一项我很少提及的资历,加进这里或可提升一点说服力。那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开始读本科,一九六六年我获取加州十八间州立大学的最佳教授奖。有奖金(一笑)!尽管我没有三头六臂,鬼子佬斗我不过(再一笑)。教授奖是游戏,很无聊。名头无聊,考试成绩也无聊——不无聊的是一篇拿上手有点感受的文章。 我不是个改革者,北京的朋友要怎样办是他们的选择。但为人师表那么多年,我对同学的知识增长关心。希望同学能从这系列文章得到一点启发,不管大学的制度改不改或怎样改,按着我的提点来争取知识应该有点好处。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九,完)